“为什么参加银行招考？”“我爱银行，因为它引导游资，服务民众；我恨银行，那傲慢的态度；我要发扬我的爱，革新我的恨。”

　　这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一位名叫吴静的职员回忆他当初考进银行时，他与主考官之间的一问一答。面试那会儿，他其实只有16岁，还是个在校学生，因急于得到竞争者众多的职位，他大着胆子虚报年龄，声称自己已满18岁了。

　　民国年间，跟我们今天一样，工作稳定、待遇丰厚的行业及职位，总是惹人羡慕，从它们享有的绰号上就能看出来。比如，在铁路局工作，人称“铁饭碗”；在财税等油水较多的政府部门工作，人称“银饭碗”；而一旦进了银行，天天跟钱打交道，自然而然就是捧得“金饭碗”了。

　　20世纪30年代，国内各大小银行先后引进现代的职位招考制度。在此之前，大部分华资银行行员，仍多由熟人关系引荐，或从学徒出身。所以，随着三四十年代银行业日益发达，不同阶段入行的行员来源，就有点五花八门了。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类：一是像吴静这样刚刚或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二是行伍出身，多从练习生一步一步提升；三是当过学徒，从钱庄或其他传统金融同业中“跨界”而来。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特点，对于银行实务，不崇理论，不尚空谈，沉着应付，低头硬干。

　　1940年初，上海有位名叫李曾扬的大学生，曾撰文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次银行招考现场“盛况”：

　　去年寒假里，我校接到本市某商业银行招考试用员的通知，此次投考者共有317人，十之七八是大学生，有几位三四十岁的老先生，也来应试，穿着马褂，恭恭敬敬的在青年群中，颇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考试题目的内容是：国文、英文、会计、经济学、货币学、银行学、数学、常识。考试（卷）完全密封，一位监考者极恳切的申述小楷须要工整，试卷要清洁，并报告各科成绩所占的百分数。

　　招考的结果如何呢？李曾扬继续写道：

　　笔试录取29人，名单上看到同去参考的一位同学排第二，我列在第十，而其他两位同学名落孙山。

　　口试是严格而又审慎，第一位主试问家境，嗜好，日常生活等；第二位用英语作问以观英语如何？第三位问各科学识，这一场三堂会审，淘汰了十四个人，结果正取十名，备取五名，我降为备取。

　　他认为，那次招考平心而论十分公正，录用全以成绩为准。而1934年加入中国银行的姚崧龄，在三十多年后面世的《中行服务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里回忆说：

　　每年夏间招考时，由（中行）总处组织考试委员会，主持考选。考试科目有国文、英文、会计、珠算、经济常识、世界时事等，分笔试与口试。笔试及格后，始行口试。口试及格后，检查身体，然后取录。取录后，须觅具妥保。保证人资格，经行方认为符合标准时，始得实习受训。

　　八十多年前国内城市里的银行，多少还是个新事物和舶来品，在世人心目中，它本来就不是为升斗小民而设。上海外滩那些林立的中外银行总部气派不凡不消说，连各地分行的营业厅，也往往铜环铁柱，冷冷冰冰，且门禁森严，有如官场。里面的营业员，据说个个“一张冷脸、两只铜铃眼”，上班纪律松散，一如衙门里的老式师爷。

　　可那些过关斩将终于考进银行的职员们，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翻阅前辈行员留下来的诸多记述，经常会遇到“枯燥”“机械”之类字眼。想想也是，小说和电影里那些怀揣大本支票簿、天天出入上流社会的银行家或精英高管，说捧着个“金饭碗”并不为过，经营银行就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事业。但对多数职位低微的小行员们来说，银行不过是谋一份职业的地方，或者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打工，跟“金饭碗”扯不上半毛钱关系。早在抗战前的1935年1月，有浙江兴业银行行员甚至抱怨：

　　在银行中，可以说有四种机器：除了算法机和打字机之外，还有打图章和做账的肉体机器。高级行员，可以代表打图章机器。低级行员，正如一部做账的机器。

　　不管“围城”里的人们如何不满，像吴静还有李曾扬这样急于走向社会谋职的小青年，依然是十分向往入行一试身手，“发扬我的爱，革新我的恨”。除了要实现年轻人常有的理想与抱负外，这些新晋的民国“银领”们，到底能挣多少钱，过上什么水平的生活呢？咱们下回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