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六年(1728年)，护军参领郎坤向皇上递了一份奏折，结果倒了大霉，遭遇“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严厉处置。他犯了什么大错？奏折中有句话“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坏就坏在这：“援引小说陈奏”。在奏折里为什么不能提小说？因为小说是当时的重点打击对象，皇上带头不喜欢，郎坤不触霉头才怪。
清廷反感小说并非无因。有清一代，禁毁小说作为官方行为，呈常态化存在。
在金庸的《鹿鼎记》中，天地会是贯穿始终的“敌对势力”。它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主要由游民组成。会众流动性强，需频繁联络，同时又要避免官府中人混入组织。所以，他们以地下活动为主，有各种秘密“切口”。因为会众普遍文化素质较低，切口既要复杂保密，又要易接受，因此多脱胎于通俗小说。
天地会还有自己的创会史，在这个虚构故事里，有抵抗外侮，有奸臣陷害忠良，也有一百零八人的群雄大聚义，带着许多通俗小说的影子。它随着天地会的发展逐步充实内容，在清末民初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已长达数万字，成了货真价实的小说。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对思想钳制最烈的一个朝代，文字狱与焚毁书籍，都是统治者的武器。清廷禁毁小说，主要是为了统治需要，以封建道德控制民众思想。有清一朝，禁毁书籍与奴化教育始终并行，最终使得清朝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对传统风骨和人性摧残最烈的一个朝代。
禁毁小说是毁书运动的一部分
提起清朝的文化建设，许多人都会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说事儿。但所谓“全书”，非但不全，在四库之外的，许多都要遭遇被毁命运。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启动，首先是对全国书籍进行大清查。乾隆认为“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故打算借清查之机，一举予以销毁。
这次大清查焚毁书籍无数，行动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告一段落。在此期间，销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史部书籍亦“灾情惨重”，吴晗曾称：“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小说当然也难逃焚毁厄运，仅在1779年到1882年间，就有多起例子。如1780年1月，两江总督萨载上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包括讲述甲申之变的《剿闯小说》。1781年2月，萨载再度请奏焚毁小说数十部，其中《樵史演义》“纪天启崇祯事实，中有违碍之处，应请销毁”。
无独有偶，那年11月，湖南巡抚刘墉(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罗锅)也上奏，称《樵史演义》“虽系小说残书，于吴逆不乘名本朝，多应冒犯。应销毁”。1781年11月，又是刘墉上奏，焚毁小说八十余部，其中包括了著名的《英烈传》，这部小说讲述朱元璋开国故事，自为满清所不容。1782年7月，江西巡抚郝硕奏缴12种书籍，其中包括以岳飞为主角的《精忠传》，而关于岳飞的最知名小说——钱彩的《说岳全传》，不久后也遭禁毁……
禁《水浒》防造反
清朝最早提出禁通俗文学作品，是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清廷颁布禁例：“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康熙登基不久后又再次宣告此禁例。所谓“琐语淫词”，指有伤风化的剧本和小说。当时环境尚算宽松，被禁小说仅两本，一是李渔的《无声戏二集》，一是《续金瓶梅》。
康熙以前禁的都是黄色小说，但在康熙收复台湾后，开始对小说界全面开战。当时，清庭三管齐下，一方面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大肆制造文字狱，另一方面则打着“端风俗、正人心”的旗号，加强对小说的管制。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下谕，禁止将小说译成满文，理由是满人一向单纯淳朴，小说会把他们教坏。次年，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上奏，目标直指《水浒传》，认为此书“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奏请将此书焚毁禁绝。
乾隆自己也对《水浒传》很是忌惮，那年初，广东东莞莫信丰和增城王亮臣分别聚众起事。七月，直隶、山西又相继奏报邪教案。乾隆的看法是“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于是，《水浒传》成了“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严禁。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明确以“社会动乱根源论”的旗号查禁小说。
乾隆执政后期，教乱、起义此起彼伏，尤其是白莲教起义，纵横数省，使得满清国势转衰。清廷一方面忙于武力镇压，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控制，坚持“社会之所以乱，是因为人心败坏；人心败坏，是因为小说误导”这一逻辑不动摇。
慈禧太后迷红楼
即使是奇书如《红楼梦》，命运也极坎坷。《红楼梦》诞生后，有多种抄本流传，但长时间未能刊刻，显然与乾隆年间禁毁书籍的大潮有关。在刊刻后，尽管其甲戌本有“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的声明，仍难逃被禁命运。
最早对其查禁的是嘉庆年间的玉麟，他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严禁《红楼梦》刊刻、传播。他认为《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淫逸生活意在影射满洲贵族，尽管拿不出具体证据，仍依有关律例，在安徽查禁此书。
道光即位后，颁布《御制声色货利谕》，苏州吴县秀才潘遵祁、潘曾绶就自掏腰包，在金陵、苏州大量购买“淫书小说”并进行销毁。地方官也积极配合，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裕谦最为认真，大量查禁“淫书”，《红楼梦》也在“淫书”之列。
也是从道光年间开始，人们谈及《红楼梦》时多称之为“淫书”。如光绪丙子夏六月润东漱石主人在《绣像王十朋真本荆钗记全传》的序言中写道：“余尝见闺阁中人，都以《红楼梦》、《西厢记》、为娱目者，然皆属淫词。”梁恭辰在《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称“《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汪堃在《寄蜗残赘》中称《红楼梦》“宣淫纵欲，流毒无穷”。
《红楼梦》“淫”在何处？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曾这样评论：“淫书以《红楼梦》为最，盖描摹痴男女情性，其字面绝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为之移，所谓大盗不操干矛也。”这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点赞”吧？
讽刺的是，在禁书过程中，满清统治者尽管口中冠冕堂皇，却“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们口中的“淫书”，往往是最流行的“内部刊物”，宫中流传下来的《金瓶梅画》，就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印，这位乾隆皇帝，恰恰是最喜欢炮制文字狱和焚毁书籍的一代帝王。《金瓶梅》也非满清贵族的禁书，而是“人皆争诵”。至于《红楼梦》，慈禧太后便是红楼迷。种种荒唐，似已注定清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