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父母与子女是最亲密、最核心的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清官，以“爱民如子”为己任；作为被管理者的普通百姓，称清官为“父母官”，这都是当时出现局部良好社会规范的形象体现。冯梦龙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信这个，按这个信条办，而且能在已处于“末世”的明代晚期和寿宁这个极偏僻的山区穷县，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为民办好事并办出实效，从而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抱负！
上任寿宁的第一天
公元1634年（明崇祯七年），时已六十周岁的冯梦龙，由丹徒（今镇江）训导升任寿宁知县。
明朝的寿宁县不属于闽东（当时的福宁州，现在的宁德市）管辖，它是建宁府下属的一个小县，府治在现今的建瓯市。冯梦龙从江苏经浙江入闽后先到建宁府报到，随即取道政和县，由西南方向进入寿宁县。这一天在冯梦龙的《寿宁待志》中有着极为明确的记载：“余于崇祯七年甲戌八月十一日到任。”
这一天的经历，在《寿宁待志》中也有着极为详尽的记载。苦耶？喜耶？忧耶？都体现了冯梦龙“一念为民之心”的情怀。
从政和到寿宁的山路“险峻非常”，十分难走，“一遭天雨，寸步登天”。进入寿宁后，冯梦龙一路上看到的是：“危峰幽壑，一望林莽，落落村烟，点缀其间。”到了县城，他看到的是：“城囿万山之中，形如釜底，中隔大溪”，“四门荡然，出入不禁，且通县无更鼓”。寿宁县城竟是如此破败不堪。当天晚上，横行无忌的老虎又给冯梦龙一个大大的下马威：“余莅任日，闻西门外虎暴，伤人且百余矣。城门久废，虎夜入咬猪犬去。”这就是冯梦龙即将掌管的寿宁县和他即将面对的残酷现实。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冯梦龙望而却步，反而激起他改造社会、造福苍生的雄心壮志。
他在《寿宁待志》中曾记载道：到任“次日申刻，见朵朵红云，自西而东，良久忽成五色，最后变为红霞，生平所未睹也。”于是，喜而赋诗：
出岫看徐升，纷纶散郁蒸，
莲花金朵朵，龙甲锦层层。
似浪千重拥，成文五色凝。
不须占太史，瑞气识年登。
这就是胸怀“一念为民之心”的冯梦龙初到寿宁的心情流露：理想信念点燃了他心中的创业激情！
修城墙 除虎暴
冯梦龙知县上任后是想有大作为的，但他必须面对寿宁的实际。最大的困难是“民无余欠，库无余财”。
明代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鞑靼、倭寇等边患加剧，朝廷开支膨胀，只能通过横征暴敛来维持统治，这就是所谓的“海内多事，征解日急”。寿宁这个只有2700多户、11900多人口的山区小县，至冯梦龙上任时，赋税已由原先的4800两白银增加到6082两。不少百姓被迫抗税逃粮。官吏们为完成上级催逼的任务，只好将原有的库存上缴充数。其结果是“历年征集，一空如扫”，“民无余欠，库无余财”，县财政和储备粮食是“一本空薄，递相传受，按纸上分毫具存，欲征完玄虚无用”。加上嘉靖年间，倭寇还曾三次窜犯寿宁县城，残杀百姓，劫掠财物，毁掉城墙。在这种情况下，冯梦龙知县哪来的钱搞民生建设？他唯一的办法是向上级申请一些财政补助，并且用“带头捐俸禄”的办法（明朝官吏的法定俸禄是很低的），发动吏属共同来办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
冯梦龙做的第一件事是修城墙，立谯楼：“申请各台捐俸蠲赎，重立四门谯楼，城之崩溃处悉加修筑”，“又置大鼓一面，设司吏一名于县之门楼”。从而解决了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毁城以来长达72年未解决的问题。
上任寿宁第一天晚上听到的老虎伤人事件，给冯梦龙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虎患不除，民何以安？他了解到：原先“寿宁无虎患，自西门城楼塌毁后，乃有虎”。修复城门后，当地一些人建议“祷于城隍”，也做了，当然不可能有效果。冯梦龙改向民间调查，了解到离城数十里的平溪乡，“有匠周姓者，善为阱”。他亲往拜访，看到“阱”的妙用：就是造一件小屋，中间设置机关，拴一只羊在里面作诱饵。老虎闯入吃羊，触动机关，就被困在屋里，周围埋伏的人就可乘机将之击毙。冯梦龙决定“捐俸造数具，置虎常游处，各畀二羊，责令居民守视，获一虎赏三金。”这个办法很灵：“半载间，山后、溪头及平溪连毙三虎，自是绝迹”。
防倭患 抓国防
倭寇三次入侵寿宁这个残酷的事实，使冯梦龙认识到抓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啊。
他发现县城之北为镇武山，原先东北角建有“北门”。“今门地尚存，山高处有平地一片，或指为鬼窟。闻倭乱时居民避此，尽遭屠戮。”惨不忍睹，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塞“北门”而另开“小东门”，造成镇武山“岭峻荒凉、绝无人迹”的惨状。
冯梦龙进一步视察全县后发现，寿宁县东南部为福安和宁德县，北面为浙江的景宁、泰顺和庆元，“盖两省之瓯脱”，“五界之门户”。寿宁素有“三关十六隘”之险，“皆在县之南”，再出去就是大海。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明确指出：“闽防在海，而福安正海艘登陆之地，昔年倭寇亦从此道，故四隘特为要害。”怎么守卫呢？他实地勘察后提出：“守隘之具，铳第一，弩次之，虽弓矢亦不逮矣。多蓄硝磺，此最紧着。”的确很有见地！
冯梦龙深知，武器是要由人来掌握的。他详细了解到：寿宁县“民兵额编二百名，谓之机兵，亦曰民壮”。 因晚明各级政府财力不足，陆续裁减兵员，现“实存一百名”。这些兵员要分别负责“守城垣、库、狱”，“押催钱粮”，“捕衙听差”，“拘提、押解、投递紧要公文”等，也就是说，只够充当衙役、公差之用，“虽谓之无兵可也”，“而铳手、旗手、吹鼓手别无工食，皆占名于额内”。故当年倭寇入侵寿宁时，四隘皆无兵把守。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兵员的应有的待遇也无法保障。 对此，冯梦龙毫无解决的办法，只能希望“安得烽烟绝警，令郡县再复兵粮之旧哉”！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冯梦龙，针对“兵壮素不娴武”的现状，加强了日常军事训练，取得了一定效果：“余立正教师一名，副教师两名，专主教训，月必亲试，严知赏罚，人知自奋，有稍暇即往演习。”真是难能可贵啊！
教育为本 修建学宫
冯梦龙实在是一个责任心太强的知县，仅仅只有四年任期，工作条件又那么差，他却经常为寿宁百姓的长远利益考虑。除抓国防建设外，抓教育又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冯梦龙发现：寿宁县原先“学校虽设，读书者少。自设县至今，科举斩然。经书而外，典籍寥寥，书贾亦绝无至者”。现实的情况是，县衙左近的学宫已“久倾圮”。于是冯梦龙与教谕、训导商量，利用上级下拨的修学专用基金“二十八金”，又从十分拮据的县财政中拨出“二十余金”，把原学宫前移、扩大，“堂宇载整，学门重建”。只是“棂星门腐朽”，缺乏适用的大树做梁柱。冯梦龙未被困难吓倒，他了解到，旧吏叶际高欠公家“十金”无力奉还，但他的家中“存山林一区”，可以用来折价抵债，只是因为“路途稍远，求售不得”。冯梦龙又搬出“捐俸”的法宝，拿出自己可怜的薪金，雇人砍伐大树后运到县城。原定旧历正月二日子时开工，因为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但到大年初一时，工人不好雇，负责修建的小吏要求延期竖柱立梁。办事雷厉风行的冯梦龙听到汇报后，亲自书写了一个布告贴在学宫之外，申明只要有人出工，不论老少都有奖励，工匠加倍。号令一出，响应者“夜半而云集，比天明，柱已立矣。”看到“朱丹既飾，视昔加焕”的新学宫，大家精神都十分振奋。
学宫建好后，冯梦龙又把自己在镇江当训导时编的《四书指月》翻印出来，作为教材，且“立月课”，“亲为讲解”，使“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难怪方志给他留下了“首尚文学”，“遇士有礼”的赞誉！
禁溺女婴 移风易俗
风俗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表层体现，又是一个地方文明的深层体现。移风易俗，何其难也！且短期之内难以实现，更不会列入封建县官的政绩考核范围。但冯梦龙奇就奇在，凡是他认定有害百姓的事，他都要管，而且要管出或大或小的成效来！
他看到“闽俗重男轻女，寿宁亦然，生女则溺之”。他决定“设厉禁，且捐俸以赏收养者”，使“此风顿息”。他亲自撰写了苦口婆心、义正词严的《禁溺女告示》，四处张贴，刻石立碑。《寿宁待志》收进《禁溺女告示》全文。告示开头先摆问题，进行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访得寿民生女，多不肯留养，即时淹死，或抛弃路途。不知是何缘故？是何心肠？一般十月怀胎，吃尽辛苦，不论男女，总是骨肉，何忍淹弃？为父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妻从何而来？为母者你自想，若不收女，你身从何而活？……畜生还怕杀害，况且活活一条性命，置之死地，你心何安？”冯梦龙深知，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要辅之以行政司法强制措施，才能奏效，故他在告示中明确规定：“今后，各乡、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首人赏银五钱。如容隐不报，他人举发，两邻问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该图呈明，许托别家有奶者抱养。其抱养之家，本县量给赏三钱，以旌其善。仍给照，养大之后，不许本生父母来认。每月朔望，乡头结状中并入‘本乡并无淹女’等语。这一文告堪称“千古第一告示”啊！清代寿宁《龚氏家乘》等族谱中，还收有冯梦龙“戒溺女”的告示摘录；其影响之大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冯梦龙发现，当地“俗信巫不信医，每病必召巫师迎神，邻人竞以锣鼓相助，谓之打尪，犹云驱祟。”封建迷信妨碍生产，惑乱人心，他力求改革，但效果欠佳，因为这些陋习是结在贫困落后总病根上的一个苦果。病根未挖，苦果难除！他实事求是地说：“自余示禁且捐俸施药，人稍知就医，然乡村此风不能尽革也。”
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冯梦龙看到想到但一时难以解决的，对此他只能引以为憾，心中充满自责。比如，寿宁流行癞病，这种病很容易传染。如果小孩得了这种病，即使家中至亲也会因恐惧仇视之。那些贫寒人家的小孩，得病后孤立无援，甚至还没断气就被扔入火堆，景象非常凄惨。冯梦龙对此痛心疾首，他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造茅屋，让患者在里面养病，以此控制疾病的传染，维护人伦风俗。但是他无法筹集足够的钱粮，因此只能作罢。他一心想救民于水火，却被缚住手脚，这是时代的悲剧。
盛世时的封建官吏，都要搞点建设——这是他的政绩，有的还流传千古。而处于末世的穷县官冯梦龙，因为地方财力匮乏，即使搞点小小的建设，都要靠捐出自己的俸禄。明朝官吏的法定俸禄是很低的，贪官靠的是巧取豪夺，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冯梦龙却要捐献一部分俸禄搞“建设”；即使这些“建设”，远远不如大都邑官员搞得那么规模宏伟，那么名声显赫，但他的精神境界却显得格外崇高。难怪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要向冯梦龙“学习这种精神”，不“当舒服官”！（《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24版《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情结》）
（王凌 王岚 本文引文均出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寿宁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