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梁思成的名字常常被提起，不仅因为梁先生是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更因为他在解放初期为保护古都风貌奔走呼喊，对传统文化的珍爱和独有的眼光让后人叹服。
梁思成是著名学者和政治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何以他没有承继父业，而走上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说来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故事。
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长子，童年在东瀛度过。1912年回国，14岁时入清华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次年与女友林徽因一起赴美留学，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西方建筑。1925年，梁思成收到父亲专门寄来的一部重新出版的宋代《营造法式》。梁启超在扉页上特别写到：“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
《营造法式》是北宋李诫授命编修的建筑设计、施工专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著作，该书印刷精美，有很多漂亮的建筑构件图和彩画。然而，梁思成在一阵惊喜之后，随之便是失望和苦恼。因为书中的名词术语无定义、无解释，与现代的建筑技术根本不是一回事，很难读懂。而这一刺激，却使梁思成产生了强烈的愿望：一定读懂这本书，进而深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堂奥。而当时在中国，古建筑史研究完全是空白。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回国，年近27岁的梁思成被聘为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在东大期间，梁思成不忘自己的宏愿，繁忙教学之余，他不是揣摩《营造法式》，就是实地考察、测绘沈阳的清代北陵。
1929年，梁思成受邀加入民国政府元老朱启钤发起的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他查找留存的中国古书，发现关于建筑学的著作只有两部，一是清代工部所颁布的《工部做法则例》，一是宋代的《营造法式》。这两部书普通人根本无法读懂。鉴于宋代建筑少，而清代建筑多，梁思成认为应由近及远，从《工程做法则例》入手，于是他拜老建筑工匠为师，以故宫为标本进行研究。梁思成对清代建筑慢慢地熟悉，对故宫乃至北京城整体也有了深入了解。
到1932年，梁思成把《工程做法则例》基本弄懂了，由此编撰成一本《清式营造则例》。而后再着力研究《营造法式》。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事不畏艰苦，到许多存有古建筑的地方做调查，借着有年代确凿的宋代建筑物，来印证《营造法式》的内容。在有了充分的积累后，他于1945年发表《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一文。
到新中国建立时，梁思成已是享有声誉的建筑史专家，正是对古建筑的理解和热爱，对共产党的信赖和对新中国宏伟建设事业的憧憬，促使梁思成在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城市建设刚刚拉开序幕时，就积极呼吁保护古都。
1950年2月，梁思成与留英归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经过充分地调研和思考，合作写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份《建议》长达2万5千字，共分三大节。第二节“需要发展西城郊，建立新中心的理由”是全文重点，两位学者客观分析了在旧城区内建设政府中心的困难和缺点，提出了“在西郊近城建筑政府中心是全面地解决问题”的观点，认为这是“新旧两全的安排”，既能保全北京旧城中心的文物环境，同时也能避免新行政区本身不利的部署。两位学者在《建议》中阐释美好的设想，在新的行政中心区建设新中轴线：“这条中线在大北京的布局中确能建立一条庄严而适用的轴心。这个行政区东连旧城，西接新‘新市区’，北面为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面则为丰台铁路交通总汇。”
《建议》传开后的情况超乎梁思成预料，所受到的批评远多于赞同。最严厉的批评是，所谓新的行政中心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在当时，这样的帽子可是非同小可。
1950年5月，针对要拆除城墙的举动，梁思成又写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他充满深情地说，“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世界人类的文物遗迹”。梁思成认为“城墙并不阻碍城市，而且把官保留着与发展北京为现代化城市不但没有抵触，而且有利”。然而，梁思成的呼声未能阻止拆除者的镐头和铁锨，从1952年起，北京外城墙被陆续拆掉。
梁思成以学者的良知，以微弱的声音继续呼喊。1951年2月19日和20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分两次发表长文《伟大祖国的建筑与遗产》，介绍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营造的知识，呼吁“重视和爱护我们建筑的优良传统，以促进我们今后承继中国血统的新创造”。同年4月，梁思成在《新观察》杂志上又发表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指出“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的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没有人能否认梁思成对古建筑的精通和对古都的感情，然而，当时又有谁真正在乎他的感情？各方对待古都的态度远比我们今天想象得复杂，有土木工程师的意见，有苏联专家的意见，甚至起决定作用的是来自领袖的意见。很快，一座座牌楼拆掉了，一座座城门消失了，一段段城墙夷平了……
今天，当着国运昌盛，我们藉助文献记载和照片，藉助梁思成的研究，再去复原那些消失的古建筑时，不仅让人感叹历史变化之快，感慨民主与科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