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讲究一个视死如生，有时候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三军用命，奋勇而前的精锐之师。

不过我指的其实是这个词的本意，“将死后的世界视作活人的世界”。在古人的观念里，死亡仅仅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已。为此，他们需要准备死后的衣物、住所、钱财等等一切生活所需的物资。

过的清贫，一生别无余财，唯有两袖清风的，那就少准备些。过得富贵，腰缠万贯，荣华满身，那便多准备些。

在东周时，人们就会将随葬品简要的列个清单，一同下葬，放置在墓室之中，当时将这种小册子称为“遣册”。而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主角。

等到西汉中期，遣册的形制和内容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用于记载服饰、被衾等随葬品的清单，在当时已经换了个名字——“衣物疏”。

最初的衣物疏，和遣册没有明显的区分，都是记录随葬品的清单。等到三国时期，衣物疏才出现了形制上的小变化——加入署名。在这一时期的衣物疏上，会记录亡者的具体姓名甚至死亡信息。有些衣物疏在记录完死者信息后会话锋一转，譬如甘肃新乡的三国墓左长衣物疏“青龙四年五月四日，民左长坐醉死，长所衣衣十三牒皆具己。”

在这里，记录者记录完死者的姓名和死因后，突然话锋一转，开始强调起亡者对随葬的衣钵具有“合法的所有权”。这其实体现了先人对于死亡所隐藏恐惧，他们并不知晓死后的生活究竟如何，面对这种未知而又难以探知的未来，他们的忧虑恐惧就转为了对权益的守护。

因此，在衣物疏中，他们会强调亡者对于随葬财务的合法所有权，而在买地券中，则会表明亡者对墓室的所有权，古人相信，只要通过这种方法确认其所有权，他们就能在九泉之下得到阴司游神的庇佑，免遭孤魂野鬼的侵袭，得到九泉之下的安宁。而这些财产，则可以使他们免受清贫饥寒的困扰。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那位仁兄的死因记载是“坐醉死”，文艺的来说，这叫做“醉酒不禄”，但很可能这并非其真正死因，而是一种隐晦的死亡表达。

三国之后，来到南北朝时期。此时的衣物疏又出现了些许形制上的改变，在内容上，加入了一部分“南山买棺”的暗语，据推测应该是表明死因的暗指。重点的变化，在于结尾处增加了两位见证人“青龙”“白虎”。有些文书的见证人里还有赤松子，这位赤松子也算是老牌神仙了，据说是神农的老师，炎黄时期的雨师，掌九州风雨。

刚刚说了，这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亡者的合法权益，显然，这种权益并不是随便写一个纸条就可以得到保证的。先人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引入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暴力执法系统，这一系统的主要从业者包括各类神灵、地府阴司、甚至麒麟白虎之类的祥瑞。

让时间继续流动，在稍迟一些的吐鲁番，这里发掘出的衣物疏，已经别有一番摸样，具备了新的职能——它成了亡者所用的过所。

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过所”是何物，其实假如您看过西游记就能有所了解，当唐僧从一国到另一国时，需要出示一份通关文牒。无论是自西域入汉，或者是自汉西行，都需要这一封盖着印章的关照。时间流转，“请关照我一下”就成了一个熟语。

这个通关文牒，其实就是一种过所，是在通过某种关卡时需要出示的凭证。

而此时从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已经具有了过所的职能，亡者在九泉之下，需要向阴司出示此物，才能顺利的前往阴间。

在南北朝的北方地区，衣物疏出现此种变化是可以理解的，此时的北方正战乱不断，关所重重，因此当时的人们也认为阴间同样具有众多关所。从署名清单到过所文书，这是衣物疏在北方的演化历程。

由于此时的时局特殊，南北对立，文化之间的既有相互交流之处，也有互相隔绝之处。

而在衣物疏的演化上，就出现了南北方截然不同的情况。

南方衣物疏的情况较为简单，在格式上，基本沿袭了三国衣物疏，只是在完成署名的职能之后，言辞转向对冒犯者的警告。“不得妄认诋债”否则就会“不得志”，这是吴晋衣物疏所独有的词汇。

在随后的流变过程中，吴晋地区的木制衣物疏逐渐消失了，不过根据研究来看，并非是吴晋地区因某种原因统一放弃了衣物疏的传统，而是他们渐渐改为纸质的衣物疏。在雨水充足，气候湿润的吴晋，这种纸质文书很难保存下来。

这对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大学的历史学院长刘安志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吴晋地区的衣物疏，在时间流转的过程中渐渐演化成了“死人遗书”。

孔颖达曰“书者，谓条録送死者物件数目多少，如今死人移书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书之，故云书方也”

上面这段话，就是说以前有种东西用来记录死者的随葬物件，现在这种物件被称为死人移书。这段话出自唐朝的孔颖达之手，是孔颖达对《礼记》做的一个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