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是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大多数学子改变命运，实现跨阶层流动的最佳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学子们在科举考试上金榜题后就能进入士大夫阶层，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不仅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还可以享受许多特权。因此古代学子们对科举考试的态度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然而，当大多数考生在科场上挤破脑袋力争上游的时候，有一类人却可以通过很轻松的方式直接晋级，他们便是古时候的“官二代”。

古代有一种恩荫制度，祖辈、父辈如果在朝廷上拥有一定地位，那么他们的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就能享受特殊待遇，许多“官二代”就是通过这种“绿色通道”直接成为官员。绝大部分学子要十年寒窗苦读才能争取到考试资格，然后在考场上与其他考生争个你死我活，可是“官二代”却可以通过捷径登上天梯，这对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来说显然太不公平。

众所周知，古代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非常重视，为科场舞弊提供便利的官员被砍头的不在少数，如此严惩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那么问题来了，古代统治者无法忍受科场上的任何舞弊行为，但却为何对恩荫这种更不公平的制度熟视无睹呢？

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考试就是考试，择优录取，以成绩定胜负。可是古代的科举考试却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时候经营好这个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甚至比科考成绩更为重要。

我们在看讲述古代的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可能会发现，里面一些官员经常提到“同年”、“同科”这样的词，其实这便是科举考试中的“潜规则”。所谓“同年”是指同一年考中进士者，“同科”是指同一年同一科（甲科或乙科）考中进士者。古人非常看重同年、同科这样的社会关系，这些人同时入朝为官，作为官场上的“菜鸟”，他们往往会相互扶持，共同奋斗。如果他们中的某个人青云直上，成为朝廷命官。那么这个人在日后选择提拔干部的时候，一般也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同年、同科。

此外，每年科举考试后，所有金榜题名的进士都在名义上是这科主考官的门生。比如苏轼是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进士，而欧阳修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因此苏轼便是欧阳修的门生，哪怕此前两人从未谋面。

一般有资格担任主考官的官员都在朝廷里拥有较高地位，他们既有能力，也有动力去提拔自己的门生，而门生对他们（主考官）也要敬重有加。谁要是干出背叛师门这样的事情，那么他就会遭到同僚们的摒弃，仕途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最后再来说回那些因恩荫制度直接上岗的“官二代”。他们的祖辈、父辈虽然可以给他们提供捷径，但却无法给他们提供科举考试中那些同年、同科，以及相应的师生关系，因此他们在官场上的前途远远比不上金榜题名的考生们，所以通过科举的考生对恩荫这一明显不公平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太过在意。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官场上有一条公认的潜规则：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的才是正途，其他皆为次品。因此，有能力有抱负的“官二代”往往也会选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不是靠祖辈的恩荫进入官场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