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法律来说，一般犯罪较轻的罪犯都会受到挨板子、关入牢狱等刑罚，最严重的会之间砍头。但是还有一种，罪过在两者之间，一般都会将罪人发配边疆。

很多人会说，古代边疆条件艰苦，并且经常打仗，死亡率高，正常人都不愿意去，所以只能以刑罚的方式让囚犯去边疆服役，加入古代的边防军队。

这种说法看似合乎道理，其实却忽略了两个事实，一个是在汉朝以前，完成了大一统的秦国就从未让囚犯去边疆服兵役，而是让他们去服劳役和苦役，实行耕战结合政策的秦国，实际上是征召了大量的农民去边军服役，并且不仅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取得了成效，在抗击匈奴的战争中也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从秦朝的做法来看，古代朝廷是完全有能力征召其他职业的人去边防军服役的，并且效果也很好；

第二便是古代各个王朝，无论强如汉唐，还是弱如两宋，影响王朝稳定的最紧急的威胁便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边患，也就是说边防对于时刻处于战争状态的古代王朝而言，是首先要考虑的国家大事。

从以上两点来看，将如此重要的边防交由由囚犯组成的边防军来防守，似乎就有点将国家大事太过儿戏了，如果只是出于对囚犯的处罚目的，那么完全可以效仿秦国，让囚犯去服苦役。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自秦朝之后的王朝都宁肯发配囚犯去边疆充军，也不愿意征召农民呢？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实际上发配囚犯去边疆充军的政策源自汉朝初期，其初衷是为了解决农民士兵训练不足战斗力弱的问题。

汉朝建立后，面临着与秦朝完全不同的环境，即汉朝的主要威胁不再是内部，而是北方的匈奴，汉武帝采取的主动出击政策，使得汉军需要深入到塞外进行远征作战。

按照汉朝所继承下来的秦朝的兵制，农民需承担的长期兵役为一年，这一年的时间主要在国家军队中服役，其后每年需要在地方官府服兵役一个月，主要充当城防士兵和衙役。

这种针对农民的普遍性的征兵制度，应付内部战争可能还能派上用处，但在应对骑兵优势明显的匈奴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了。

主要是农民士兵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弓箭和骑马的技艺，同时远征能力较弱，组织机动性无法在短期内培训完成。

鉴于这种情况，为有效抗击匈奴，汉武帝时期的边防军和远征军主要由职业募兵、匈奴降兵和囚犯组成。

增加税收

虽然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实际上放弃了征召农民作为边防军的政策，但这一政策从法律上的确定却要延后到王莽新政时期，此后历朝历代便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即以法定形式规定了不再征召农民入边防军，而以刑罚的方式将囚犯补充到边防军中。

这其中对于官方而言有另外一个好处便在于税收的提升上。农民作为古代王朝税收的主要来源，一旦作为士兵征召入边军，一方面会使人头税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被征召入伍的农民基本上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一旦边防战争迟迟未能结束，将导致土地被撂荒，不但使土地税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因饥荒出现大量流民。

叛乱的潜在因素

古代自古便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即在古代社会，对于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皇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实际上非常薄弱，维持基层正常运转的往往是当地的世家大族，这一点直至近代的清朝都十分明显。

而一旦将一个地区的农民聚集起来，征召入伍组成军队，相比于地方官府，他们可能更愿意追随世家大族，因此在古代王朝看来，将农民训练成一支打仗的军队莫过于是在培养一支潜在的训练有素的反叛力量。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西汉末期，就发生过一起农民在征召入伍后，在汉朝例行的秋季检阅时，农民士兵跟随当地世家大族发动叛乱的情况。至此之后，汉朝不仅取消了例行的秋季军事检阅制度，也废止了正规的农民军队征召制度，并一直被后续各个王朝所效仿。

因此无论是发配囚犯充军边疆，还是放弃征召农民，一方面在于外部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在于对财政税基的维护，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潜在威胁的忌惮。综合来讲，古代的边防军制度，在秦国的扩张政策停止后，其确定下来的大体的中华文明的边界，使后续各个王朝的军事任务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进攻为主，转为防守为主，征兵的目的不在是扩张，而是转为对内部的警惕，以维持王朝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