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是明朝在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隐居深宫数十年，不理朝政、不见朝臣，致使万历末年，国家官吏缺了一半。《明史》神宗的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还要从万历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正“伤”到明朝的“根本”来分析。

万历之所以常被后人“评点”，主要在于两件事：

第一件是其“怠政”；

第二件是其“立储”。

这两件事情都冲犯了当时对“帝王”的评判标准：不上班的皇帝，当然不是好皇帝；违背“祖制”，不立长子为太子更是“逆天”，也就是所谓的“国本之争”。

那么，这两件事对朝政的影响有多大？

先来看看“怠政”。

那时候，明朝的朝政风气颇为开放，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这种制度始建于朱元璋时期，万历虽不会违背“祖训”，但也受不了百官的“喋喋不休”，干脆以一种逃避的姿态选择“静摄”。看似不再过问国事，但是，国家大事的定夺权依旧被万历紧紧的抓在手中。

首先，来看看有利的一面。

有人说，由于万历长期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官位空缺”。其实，空缺的大都是“言官”，从而减少了一上朝就开始的“口水战”。当然，万历也不理会大臣们“批评”他个人言行的奏疏。可以说，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做法反倒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者，其中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万历开始沉醉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到了万历执政的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了。要知道，在中国的传统认知中，皇帝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而万历的此番作为，却是颠覆了传统的“好皇帝”形象。

对群臣而言，似乎少了一种“羁绊”，可是，东林党的出现，却和万历脱不了关系。万历虽不愿意听，但大臣们却更愿意说，于是，“针砭时弊”成了他们的话题。以至于，在朝政上，出现了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攻击的局面。因此，以“政见”引发的权力之争，无疑会阻碍国家的发展。

对百姓而言，既有的标准“坍塌”，带来的则是“评判标准”的混乱。试想一下，一国皇帝都对国家如此的不管不顾，底层民众更是沉溺于“享乐”之中了。

当然，也有人指出，万历是因为“身体有恙”，才选择“懒政”的。但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只会将其当做“借口”。其实，万历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皇帝的“颜面”绝对不会容他人“轻看”，以至于，万历一定不会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缺陷”。

看朝鲜使臣的一些记录，明朝在万历期间已经“没落”了，且对万历的描述也很负面。可见，“不上朝”不单单影响朝政，更多的则是外界对明朝的判定。没有“朝气蓬勃”的领导者，怎会治理出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所以，领导的“以身作则”更多则是在心理上暗示大家：只要努力一切皆美好。

再来看看“立储”一事。

万历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所生。1586年（万历十四年），朱常洛五岁时，万历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

但是，万历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大臣们的工作就是争论立谁为太子。后来，发生了“梃击案”，才使得立太子一事尘埃落定。而学者的认为，是由于万历未能如愿立郑贵妃之子为继承人，才选择了“罢朝”。

当然，“梃击案”后来也成为了“悬案”。而万历在其中的“作为”，却可以说是“不偏不倚”。其实，立自己心爱女子的孩子为太子，是人之常情的事，但“祖制”不可违。除此，这场为“皇位”的争斗，对国家发展的危害却是很大。当时，朝廷的力量被大量卷入“后宫”，使君臣无暇顾及自己的本职工作，并心生嫌隙。试想，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怎么会有安定、团结的大环境呢？

后来，明光宗朱常洛的所作所为，更是让人“指责”万历当初的选择。

一个看似“公务”，一个看似“家事”，但都凸显了一个现象：万历的“自我意识”很强，其实，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是“摆脱戒尺”。

在亲政前，万历“受制”于张居正，表现得非常好。这也是后人喜欢对比他前后执政态度变化的原因。但是，万历不愿意压制自己的个性，在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却任由事情发展。说到底，万历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以至于，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付之东流”。

万历始终都没有明白，一个好帝王的个人“需求”永远居于“国家”利益之下。而在皇权的意识中，“朕”就是“天下”。所以，明朝步入衰弱，长期的“个人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势必让国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