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驶进，变的是那份岁月，不变的是那份永恒的足迹。

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准绳，从最原始的习惯法到后来的成文法，人类文明的法治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古至今的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人们需要做什么，绝对不能做什么，以及做错了事情的相应处罚。正因如此，在法律的震慑之下，许多人的犯罪念头都得到了遏制。对罪犯来说，刑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受皮肉之苦，一种也是在精神上折磨犯人。

正因如此，在古代没有人道意识的时候，出现了许多残忍的刑罚，比如影视剧中常见的“五马分尸”等等。但是相比于这种给肉体造成极大伤害的刑罚，流放就相对温和得多了，毕竟不会直接对犯人的肉体造成伤害。在隋朝时，我国封建王朝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大类刑罚。这里的“流”便是指流放，我国最早关于名人的流放记录，可以追溯到唐尧流放共公，地点则位于今天的北京一带。

要知道在当时，北京地处中原的边缘地带，属于蛮荒苦寒之地。这也正是流放这一刑罚的宗旨：通过外部恶劣的环境折磨犯人的意志。后来的流刑也遵循了这一宗旨，选择偏远地区流放犯人。宋朝时岭南还不够发达，所以成为了流放的首选之地；元朝因为疆域太大，明确规定了将北方人往南方流放、南方人往北方流放；清朝时最贫苦的地方莫过于乌里雅苏台和著名的宁古塔。

流刑虽不直接对犯人造成肉体上的伤害，但它的折磨却是持久的。在流放的目的地，犯人们被强制要求参加重体力劳动，封建王朝在惩罚犯人的同时，顺带还开发了边远地区，可谓是一举两得。流刑虽比死刑来的温和，但却是犯人最为恐惧的，即便是有一线生机。因为流放的路途遥远，许多犯人还没有到达地方就死在了半道上，可能还会面临官差的殴打和凌辱等等。

正因如此，押送判处流刑的犯人，按说也是一份苦差事，但许多官差却争着抢，特别是押送女囚，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被判处流刑的犯人，很少有平头百姓的，大都是一些官员和家属。这一类的犯人受不得皮肉之苦，所以为了避免官差在路上殴打和折磨他们，犯人的亲朋好友们会给押送的官差塞钱请他们高抬贵手，这一点在《水浒传》中就可知一二。所以流放几千里，虽然很苦，但油水却最肥。

另外，在许多朝代官和吏是两码事，官是有朝廷俸禄和品级的，吏则不是。以县太爷为例，他手下的衙役班子，虽然类似于今天的警察，但工资是县太爷自掏腰包的。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官差们的工资，不可能高到哪里去，也就刚刚在温饱线上。不仅如此，官差们每天还必须准时点卯。工资低还不自由，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许多人是不愿意当官差的。

但是如果去押送被流放的犯人，就完全不同了。在流放的路上，给不给犯人上枷锁、是走着去还是坐马车去、犯人在路上吃什么、住什么，这一切大小事务的决定权，都在官差手里。如果能够有幸押送女囚，她们的家属为了避免官差们侵犯自己的亲人，会给足银子。毕竟自宋明理学形成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如果死里逃生判了个流刑，在路上还失了贞洁，还不如当初一死了之。

如果女囚家里富裕，家人还会为她和官差准备好马车，以减少她在路上的痛苦。这么多福利和灰色收入，哪个在温饱线上生活的官差不会动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