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钱买官的现象自古有之，胡说自秦始皇的时候就开始了。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雍正时期的名臣李卫，就会使捐钱出身，最终步步高身，收到百姓的爱戴。在清朝捐官大行其道，可见这个王朝的官僚体系，处处都有着贿赂的影子。

“捐官”又称捐纳，是封建社会时期为弥补财政困难，允许士民向国家捐纳钱物以取得爵位官职的一种方式。

在清朝，捐官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按照清朝的规定，除八旗户下人、汉人家奴、优伶等不得捐官外，其他人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官。对此，当朝人有详细记录这些官员是如何花钱买官的。

读吴研人的《俏皮话》，从佐杂到封疆大臣，都可用钱“捐”。李伯元的《活地狱》写的更为直接，做官就是为了钱财。如果说，这二位是民间人士，所写内容可能难免带有个人看法，那看看《翁同龢日记》。翁同龢是清朝两任皇帝的老师，身处政治圈的顶层，所记录的应该更具代表性。

按照其日记所记载，官员们之间的礼物互动，只是一种人情来往，一种风尚。如翁同龢曾收过熊掌、鹿茸等山珍，自然对方的身份不低，醇亲王奕譞，也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此外，《翁同龢日记》还记录，他曾收过伯王、庆王、克王送的冰鲜等，甚至自觉还礼费神，第二年早做准备。

自然，在某些唯利是图的人眼中，这些礼物就成了最好的“肥水”。

在清朝，尤其是“捐官”，已然成了公开现象，甚至，到了价高者得的地步。

其实，这并非清朝独有的现象，看看秦朝，做官还是得先有钱。捐资纳粟，也能得个爵位，“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

到了西汉，捐官成了制度。

之后，历代都有此事发生，目的当然是为了充实国库。

只是，到了清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捐官”，哪怕之前从事过非法勾当，如：盗贼。此外，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还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所谓的“花钱买文凭”。于是，自然就形成了一条生态链。

大家纷纷扎进官场，难道是喜欢做官吗？

当然不是，为了更好的“发家致富”。

其实，“捐官”看着是政府行为，但执行的还是各级官员。于是，下司“孝敬”上司，自然就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暗规矩。不过，不能明送，这一年的大节加上官员的寿辰，“走关系”的次数太有限。所以，就开发出了名类繁多的“送礼”名由。在夏季，名曰“冰敬”，对应冬季的则是“炭敬”。

看名字是极雅的，夏日炎炎来点“冰鲜”，败了火，自然心情不错，事情也就好办了。于是乎，连各种时令的水果，也成了送礼的门道，送个西瓜就是“瓜敬”。更别致些的送礼，会称之为“笔帕敬”。如翁同龢所述，这些不过就是“人情交往”。至于离京时送的“别敬”（别仪），就有了深刻的内涵。

《道咸宦海见闻录》为清朝官员张集馨所著，书中就写了京官们是如何靠各种“敬”敛财的。其实，京官的收入不高，主要就是靠着地方官员来京时刮些油水。然而，这些进京的官员哪怕竭尽全力，如未能达到京官的需求，即使招待的再周到，亦换不来好言好语。

据说，张集馨本人多次外放做官，这“别敬”的钱每每都是过万两，已然成了一种常态。甚至，连颇受器重的曾国藩，都一样要留下别敬钱。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别敬”就耗费了一万四千余两。

此外，别敬钱要的也很是“明目张胆”。

对方设下洗尘宴席，邀请者只要赴宴，定要留下别敬钱。

所以，有了说法，那些外任的官员，就怕进京喝洗尘酒，掏别敬钱。甚至，有些毫不相识、互不来往者，都靠着这种“无赖”的办法乘机圈钱。

京官钱不多，难不成外任的官职都是肥缺？于是，有些地方官为了自个的仕途通达，只会努力从百姓处搜刮。虽然，百姓苦的要命，但国库却没有进账，最终，竟是肥了一圈“卖官”者。

其实，也并非所有官员都会遵循各种“敬”的套路。于是，有些官员为了绕过干脆不进京，但风气已经形成。因为有更多的人拿钱为自己开了“官道”，只会更加通过此法索取来冲销自己的“成本”。

当时，知县官职售价是4600两银子，薪俸只有60两银子，没人会去做吃亏的买卖。所以，大家都一门心思的忙着“挣钱”哪有“闲心”顾及其它。当然，在捐官者中也有想做事的好官，但毕竟少数。

清王朝似乎对钱有着不一般的重视，因为，捐官的钱居然成了国库的一个重要收入。以至于，在嘉庆晚年时期，捐生的人数达到了22万。

一个国家，不靠着发展经济来充盈财政，竟想着一些歪招赚些快钱。以至于，大家都会借着这股邪风，谋点福利。而最终，可怜的还是百姓，捐不了官，等着的只有一次次的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