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古今的史学家对其的评价极高，至今他的文治武功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他善于纳谏、任用贤才、对内文治天下、对外开拓疆土，对中国历史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自29登基后，他开创“贞观之治”，开启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盛世典范，这些均与李世民的个人风采、能力有着直接关系。

（一）、二十九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诠释了盛唐的青春活力。

武德九年（626年）的六月，虽然天气炎热，大唐却刚刚经历了令人颤抖的“玄武门之变”。老皇帝李渊作为这个亲情悲剧的最大冲击者，开始变得心灰意冷，在事变的第三天，正式向天下发布李世民为皇太子的诏书。“皇太子世民夙禀生知，识量明允，文德武功，平一宇内。朕付托得人，义同释负。”最后一句话更加重大意义：“自今后军机兵杖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闻奏。”

”玄武门之变“

几天后，李渊正式提出“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以此正式完成了父子的权力过渡。二十九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与此对应的是精力充沛和对帝国事务处理的快速反应的高效运转，从而为全面开启“贞观之治”提供了充分准备。众所周知，李渊是靠着如狼似虎的儿子们最终夺得天下，将一盘散沙收拢整合。在缔造大唐时，李世民的能力和功绩是最大的。当然，李渊的也绝非范范无能之辈，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的一个人。也正因虎父无犬子，李世民在关键胜利战争中，独立指挥了四大战役，从武德元年抗击薛举，到五年后平定刘黑闼前后四十六个月，李世民自己在战场一线就多达二十七个月，战争这个放大器全面展示了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才能。对于战争，他曾站在高度总结说：“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这是典型的“田忌赛马”战术，也是李世民活学活用的典范。甚至李世民深谙“持久战”的精神要领，在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时，他会采取拖延敌军，磨耗对方耐力和粮饷，最后关键一击，所谓的“坚壁挫锐“、“敌饥以持久弊之”的战术成了青年李世民的制胜法宝，从16岁到29岁的青春年华，李世民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诠释了年轻有为的真正内涵。

李世民影视形象

（二）、大唐软实力的建设者，用人艺术成就了盛唐内涵。

对于软实力他首重的是人才，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李世民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体会就是源自于早年创业关于人才力量的重大认识。在那个门阀制度长期垄断的情况下，李世民率先打破出身资质，“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面对“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的情况，李世民迫切地希望“擢将于行伍之中，取士于凡庸之末”。在制度上全面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最后让所有读书人都汲汲于功名，时人对此说：“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当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迫切，最终让李世民收获了大量人才，从而充实到各地，为盛唐源源不断注入了活力。

此外，李世民选人用人最大的特点是，早年秦王府的心腹，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亲故”和早年李建成手下的人才也都被李世民成功争取过来，如魏征、王珪、张玄素等。最后就是其父李渊留下的股肱重臣如萧瑀、封德彝等人。

剧照

从制度上和有针对性地选人用人无不体现了李世民的战略高度，此外他非常珍惜自己经营起来的人才梯队。在根本上防止彼此倾轧。贞观十七年，萧瑀因为地位被房玄龄超过，于是对李世民进谗说房玄龄：“朋党比周，无至心奉上”，还进而诋毁说：“此辈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不细谙知，但未反耳。”李世民严肃驳斥了萧瑀的谗言。此外对于曾经对立面争取过来的人才，李世民“洞然不疑”，通过不断放手使用，最终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其出力。

（三）、李世民的个人风度，开启了包容的盛唐气象。

李世民在求谏和纳谏上的风度是其一生最大的亮点，虽然贵为帝国之尊，却经常能谦虚听取纳谏。早在被立为皇太子时，他就下令“百官各上封事”此后不久即位，他的书案前如雪片般飞来的奏折涌到了这个年轻人的面前。对于这些建议，李世民对司空裴寂说：“有时候上书奏事，条数很多，朕总粘贴在屋壁，出入都看一次。所以孜孜不倦，要对得起臣下的一片苦心。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

李世民登基之初，行为举止颇为严肃，许多臣下担心谏言失当，所以很是顾虑。当他听说后，马上改变态度，跟臣下说话都是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对此他解释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国，必籍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李世民的风度如暖暖的春风，吹进了帝国每个角落。对于求谏，李世民还想了许多奖励办法，当时有个叫元律师的被判死罪，主管官员谏言说：“根据法律，不该处死，怎么可以滥用酷罚呢？”李世民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就将兰陵公主园赐给他，价值百万钱。

贞观之治

有人认为奖励太重了，对此李世民回应说：“即位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谏诤，所以特给重赏”。此后对于官员谏言并得到奖励的事情非常多，带着特殊的体温都被载入了那段历史，而以魏征为代表的直谏将此推向了高度，生动展现了李世民的个人风度和开放包容的盛唐气象。史载“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李世民经常召见他到内室，征询一切过失。短短几年，魏征总结了二百多条重要谏言，让李世民非常赞赏。然而李世民毕竟也是情感动物，有时对魏征的劝谏也有过激烈反感。贞观六年的三月，退朝后，李世民忽然大骂说：“一定要杀了这个农家老头”。长孙皇后问对谁如此发怒？李世民说：“魏征每廷辱我。”皇后劝解道：“妾听说皇帝圣母，臣下才会憨直，今天的魏征的言论全都是因为陛下的英明，我应该向您祝贺。”由此李世民给君臣和谐起到了经典规范。

李世民和魏征

两年后李世民发现一些官员在向他奏事事，总是战战兢兢，恐惧不安，说话语无伦次，于是强调说：“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于是他安慰这些人说：“今后就算你们的谏言不一定对，我也不会生气，如果斥责你们，恐怕你们再也不敢说话，今后谁还能给我提供建议。”李世民的风度影响下“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大唐的风度就是在如此情况下，逐渐形成，从而让那段历史云蒸霞蔚，雍容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