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知道这句话的人，就知道陈寅恪，这是他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在他去世后，也成了自己的墓志铭，他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是富二代，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周游列国，就读的全是国际一流的名校，却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但他却是国学大师吴宓和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眼中，全中国最博学的人。甚至在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到一块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识时，也只能请他出马，才得到正确的破译。

遍读欧美名校，却没有获得一张文凭的陈寅恪，为何能被称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呢？

一、一门四代“陈氏五杰”。

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其祖父陈宝箴为晚清封疆大吏，先后任浙江及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待郎、湖南巡抚等要职。曾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其父陈三立，民国诗坛泰斗，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之美誉。结交和扶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与谭延闿、谭嗣同合称“湘潭三公子”，文学成就极高。

其兄陈衡恪，在诗书画刻等领域均有深厚造诣，和李叔同、齐白石素有深交。梁启超评价他为现代美术界最有天分、高人格、不朽价值第一人。

再加上陈寅恪的儿子，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这一门祖孙四代，被世人合称为“陈氏五杰”。他们共同谱写了一段声名显赫的家族历史，一个四代精英的辉煌传奇。

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庭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算术及地理等知识。1900的八国联军入侵时，祖父陈宝箴去世，陈三立举家迁往金陵，开办思益学堂。先后延聘国学大师五伯沆、周大烈等为师。而聪颖的陈寅恪小小年纪，就能背诵十三经。

二、出国留学博采众长。

13岁时，陈寅恪远赴日本求学。在船上，他结交了来自浙江绍兴的周树人，两人同居一室，交往甚密。1910年，陈寅恪考取公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汉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求学。

一战爆发后，陈寅恪回到中国暂避，并在1918年冬再次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兰曼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后又向路德教授学习东方古文字学，同时还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通过学习，陈寅恪掌握了阅读蒙古文、藏文、满文、日文、梵文、英语、法语、德语、巴利语、波斯语、突厥语、西夏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二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其精通梵文和巴利文。这也就不奇怪，为何苏联专家请他破译突厥碑文了。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陈寅恪多国求学，曾就读多所名校，师从多位国际名师，一生中却没有一张毕业文凭。对于这个问题，陈寅恪说，考博士并不难，但花个两三年时间，被一个具体的专题所束缚，就无暇学习其他知识了。

只要学问，不求名位，这种务实的求学治学理念，一直伴随陈寅恪一生，直到他成为名扬世界的博学大师。      

三、治学严谨最为博学。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寻找合适导师人选的任务，落在了国学大师吴宓身上。他先找到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人欣然答应。可轮到章太炎时，却碰了壁，当他听说梁启超也位列导师时，立刻勃然大怒。不仅撕了聘书，还在上面用脚狠狠踩了几下，坚决不肯前往。

于是吴宓将陈寅恪推荐给了校长曹云祥，曹云祥向梁启超打听：“陈寅恪是哪一位博士呀？”梁启超告诉他：“陈寅恪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他没有文凭。”曹云祥又问：“那他有什么知名著作呢？”梁启超回答：“也没有任何知名著作。”

曹云祥不解道：“既不是博士，又无著作，怎么能胜任研究院导师呢？”

梁启超郑重其事地回答：“我虽然著作等身，但却不及陈先生数百字有价值。”

就这样，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横空出世。

陈寅恪制订定了一套讲课规定：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不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是何等霸气的为师之道呀！

清华很快掀起一股“陈寅恪热”，他的学生中如季羡林、蒋天枢等大师比比皆是。连朱自清、吴宓、冯友兰等清华著名教授，也常常以学生的身份来听他讲课。校内校外的学生们慕名而来，他的课堂场场爆满。

梁启超由衷佩服地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胡适也在日记中称他为最渊博、最有见识的人。

当时本土和留洋两派相互对立，瞧不起对方，但是对于陈寅恪，却不约而同地恭恭敬敬。

此后，陈寅恪遭遇丧父之痛，双眼视网膜脱落等接连打击，并最终双目失明。但他没有消沉，而是坚持上课，依然整理史料。

1969年10月，饱受“文化清算”的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生命历程。他的一生，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人生格言，是中国近代史上，当之无愧最博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