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在范仲淹与包拯曾同朝为官，也同属主张改革一派。只是范仲淹曾官至宰相，权倾一时，且被贬之后，还在邓州（今河南邓县）写出了著名的《岳阳楼记》。而包拯呢，最大也就做到一个枢密副使官位，即所谓中央秘书长的级别。与范仲范相比，可谓位卑言轻。但越到后来，为何包拯的名声要比范仲淹大得多呢？

要说清楚这件事，还得从北宋中期，各地起义浪潮不断，宋朝社会危机和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改革呼声不断高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说起（这么说，会有说官话的嫌疑）。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无论是范仲淹，还是包拯，都是积极主张改革弊政的先行者。尤其是范仲范，在推行“庆历新政”之后，有宋人的记载说，当时范仲淹亲自查阅各路转运使的“班簿”（名册）。每见一个不称职，就用笔勾了记号，依次更换，坚决罢了这些不称职人的官职。在遭到打击，甚至感到再在朝中继续任职，就会有生命危险时，又要求宋仁宗派他到陕西任职。

而包拯呢，却始终反对“因循”守旧，力行革除弊政，“屡屡犯颜直谏”，更是不怕打击报复。有一次，包拯反对任命宋仁宗宠妃张氏（即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宋仁宗便改命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更是激烈反对，甚至带上七名言官与宋仁宗理论。

包拯除了敢于谏言外，在做事上还刚直不阿，执法如山。早年他在庐州任上时，他老家一些亲属觉得依仗他，可以不受官府的约束，便横行乡里。包拯一个堂舅更是公然犯法，包拯得知后，却是丝毫不徇私情，依法惩处了他。其他亲属见了，也是从此再不敢仗势胡为。

为此，包拯还立下一个“家训”：“后节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意思是说，凡是有贪赃枉法后代子孙，他一律不予承认。百姓则因为他刚正元私，作歌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思又是说，只有包拯不能用贿赂和请托人情打通关节。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一次，同是推行新政的枢密副使富弼要杀一个用金帛慰劳王伦起义军的官员，范仲淹知道后却坚决不同意，他甚至私底下开导富弼说：“祖宗（赵匡胤）以来没有轻易杀一臣下，这个规矩不要轻易破坏。我们在朝中，同僚之中同心者无几，对圣上的心思也摸不透，如果轻导人主诛杀臣下，他日手滑，你我也不能自保呀（大意是这样）。”由此可见，范仲淹并非如包拯一样，是心底无私光明磊落之人。

所以，后来人们愿意把包拯的一些事迹编成戏曲小说在后世广为流传，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