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权力至高无上，自然成为野心家竞相追逐的终极目标。宫廷内部，除了皇帝之外，还活跃着几种角色：皇子、宗室、大臣、宦官、后妃、外戚。他们围绕权力，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角逐和较量。然而权力的游戏是一种极为危险的游戏，谋划宫廷政变更是极具危险性。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弑君篡位是大逆不道之事，历代法律将弑君之罪列为极刑之首。阴谋家和野心家发动宫廷政变时都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政变无论成功或失败，均伴随血腥屠杀。

由于政变的危险性，策划者往往绞尽脑汁，采用各种谋略和手段，以便有效、迅速、隐秘、安全地实施政变

第一种，谋杀。谋杀是在隐秘的状态下直接将政敌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从而实现权力转移。暗杀的目标首先是在位君主，当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或者处于有利地位者急于黄袍加身时，谋杀便成了迅速实现即位的有效途径。谋杀是一种迅速简捷的手段，但其适用范围极为有限。暗杀的对象，大多身居高位，戒备森严，高度重视自己的安全。而谋杀者冒着极大风险暗杀，他们必须事先看到暗杀结果会带来极大的权力，否则便不会贸然从事。春秋末期公子光派刺客专诸暗杀吴王僚，专诸将鱼肠剑藏在鱼腹中，趁上烤鱼之机刺杀了吴王僚，由此公子光夺得吴国王位，史称吴王阖闾。明末，明熹宗朱由校病重，他召见弟弟信王(朱由检)，命他继承皇位。当时魏忠贤擅权，政局未定，“王(朱由检)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朱由检（崇祯皇帝）感到很危险，自己随身携带食物，不敢食用宫中饭菜。历来处高位者都十分谨慎，没有适当的时机和条件，暗杀很难成功。

第二种，兵变。兵变是在合法的借口下，公开运用军事手段，逼宫弑君，实现权力转移。有的兵变通过否认在位君主的血统、否认现政权的合法性，使其行动得到正统观念的认可。西汉初年，吕后“驾崩”不久，太尉周勃与丞相陈平等人发动兵变，诛灭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前汉书》)大臣们以皇帝及他的三个弟弟都不是孝惠帝儿子为由，将他们全部杀死，立刘邦的儿子刘恒为帝。

也有的兵变发动者有意制造混乱局势，然后以平息变乱的面目出现，将弑君谋逆的罪名推卸于人，享用兵变成功果实。南朝宋文帝打算废黜太子刘劭，刘劭闻讯后抢先发动政变。他假传圣旨，以宫中发生谋反前去讨伐为名，勒兵夜闯皇宫。这天晚上，宋文帝刘义隆与其亲信徐湛之议事，天明蜡烛还没有熄灭。值班卫兵尚在睡觉，刘劭亲信张超之率众径奔合殿中阁，杀死宋文帝和徐湛之。杀父弑君后，刘劭仓促即位，下诏称宋文帝死于徐湛之、江湛二人之手，他起兵是为父报仇。兵变受害者反被诬为兵变的发动者，而兵变的策划者摇身一变成为兵变的平息者。当然，刘劭也没有好结果。刘劭三弟刘骏在江州称帝起兵。破城之日，义军先当着刘劭的面杀掉其四个儿子，让其体验骨肉被残杀的痛苦后，又将其斩杀。

第三种，树立傀儡，幕后掌控。争权夺位的斗争往往伴随谋杀一类的恐怖活动，凡以下杀上者，古人谓之“弑”，并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之事。有的政变胜利者迫于舆论压力，并不直接出面，而是树立傀儡，自己在幕后掌控，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

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谋反罪名，杀曹爽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并灭三族。随后，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废曹芳为齐王，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曹髦不甘心当傀儡皇帝，对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朕不能坐受废辱，卿等可助朕讨之！”王经上奏说：“不可。古时鲁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专权，出兵讨伐，失败后出走，丢掉国家，被天下人所耻笑。如今权柄掌握在司马昭之手已经很久了，内外公卿，不顾顺逆之理，阿附奸贼，也不是一天。陛下宿卫寡弱，无用命之人，若不隐忍，祸莫大焉。且宜缓图，不可造次。”曹髦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朕意已决，便死何惧！”王沈、王业见曹髦不肯听从，就去报告司马昭。曹髦随即拔剑登辇，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们三百余人鼓噪而出。司马昭心腹中护军贾充从外而入，与曹髦战于南面宫阙之下。曹髦举剑奋击，他虽然没有武艺，但他是天子，贾充手下士兵都不敢与之交手。贾充对他们说:“司马公养你等何用？正为今日之事！”骑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要死的还是活的？”贾充说：“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济听罢，挺着长戈，跃马冲去，一戈刺死曹髦。

政变发生后，司马昭装着悲痛欲绝，以头撞辇大哭。他召集大臣商议，尚书左仆射陈泰提议:“只有杀掉贾充，才能稍稍谢罪天下。”司马昭考虑了半天才说：“你再想想轻一点的办法。”陈泰说:“我的话只有比这更进一步的，不知道更轻的办法。”司马昭不再说话了。弑杀曹髦后，司马昭改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天子。为了掩盖内幕，司马昭将成济兄弟作为“替罪羊”诛杀，诛灭全族。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廷玩权力角逐的游戏，就如同在权力的祭坛上玩游戏，要么登上权力巅峰，成为被万人膜拜的皇帝，要么成为任人鱼肉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