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釉陶是我们既熟悉又存在大量未知的古陶瓷品种。釉陶起源早、普及广，其巅峰作品为唐三彩。至今釉陶还以建筑琉璃等形式传承并沁入我们的生活。由于陶瓷界对釉陶的研究和收藏集中在唐三彩和上，而对汉代到北朝时期的釉陶、宋金时期的三彩与釉陶研究重视不够，少有专著和图录集中介绍。笔者仅择要略述其诞生2000年来的发展脉略。
▌釉陶的演变
始于西汉武帝时期的铜釉陶器，最早出现在关中地区，其工艺后来向甘肃、河北甚至江西等南方地区传播，并形成一定的地域特色。西汉釉陶多为以铁为呈色剂的黄褐色釉，西汉末到新莽时期出现褐黄及绿色的复色釉陶，到了东汉铅釉色调则以绿色为主流。
两汉釉陶胎质为红陶胎，由于烧成温度低，铅釉陶器用于墓葬明器，包括除了生活用器造型的釉陶制品，还有大量的工具、建筑类模型和俑类。由于地下水和埋藏环境影响，出土后多有铅质析出的现象，在绿釉上比较明显，使得汉代绿釉陶器表面常有一种特殊的银色光泽，俗称“银釉”，这种陶器是比较名贵的汉陶收藏品种。汉代釉陶中复色釉陶以河南济源、陕西宝鸡、陕北富县等一带较为集中，装饰上有模仿汉代漆器之处。另外河南地区东汉出土的大型望楼等建筑模型、南阳地区出土的大型釉陶狗都堪称代表性产品。东汉釉陶中的各式望楼、陂塘、仓囷、厕圈造型逼真，各式人物、动物俑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国到两晋时期，曾一度兴盛的中原釉陶制作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凋敝、统治者倡导薄葬而衰落。另外南方地区随着青瓷制作兴盛也影响到釉陶的烧造。
到南北朝时期，在十六国晚期有极少量产品。随着政权逐渐统一，釉陶烧造有所回升，北魏时期釉陶烧造数量较大，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大量红陶瓷胎质釉陶动物和人物俑可为代表，并配合以彩绘工艺。近年西安长安区韦曲和咸阳发掘的北魏时期纪年墓中也出土有黄褐色釉陶的俑类。
北魏釉陶彩绘俑 山西大同出土
北朝时期还将釉陶工艺引入建筑，开始烧造釉陶建筑饰件。另外色泽褐黄、青绿的釉陶器皿和俑类，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安阳、磁县一带都有出土。
北齐时期，一种使用白色高岭土胎质（北方俗称为“坩子土”）的釉陶新品种出现，并在浅淡的铅釉上随意涂抹色釉条带装饰。出土这种产品的墓葬有不少釉陶器具有代表性，如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武平二年徐显秀墓出土的色泽浅淡的大量黄绿釉器皿模型堪为代表作，其中的龙柄鸡头壶较精美。河南发掘的北齐李云墓等出土的白胎涂绿条带四系罐是白胎铅釉带彩陶器的代表作。而单色的铅釉陶，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黄釉模印胡人舞乐扁壶是非常精美的釉陶器，这类釉陶扁壶在北京故宫即有收藏，河北民间也曾面世多种。
北齐黄釉绿彩四系罐 北齐武平七年（576年）濮阳李云墓出土
隋唐时期进入釉陶的巅峰期。隋代釉陶延续了白胎釉陶制作，在此基础上唐代终于发展为绚丽多彩的三彩艺术。如果把釉陶艺术比作一首乐曲，唐三彩无疑是釉陶历史上最绚丽的音符。
丰富多彩的唐三彩是在汉代以来传统釉陶的基础上，在大唐王朝空前强大、中外交流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其造型、釉彩吸取了大量外域元素，胡风胡韵浓郁，使这种斑驳陆离的多彩釉陶艺术发展到极致。唐三彩的产地目前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有河南巩县窑、陕西黄堡窑（耀州窑前身）、河北邢窑、山西浑源窑、四川邛窑，但是为唐代皇家烧造大型三彩明器的窑址尚未发现。限于篇幅，对涉及唐三彩的文献、造型、出土情况等暂不赘述。值得指出的是，唐三彩中的器皿类不应完全归类为随葬明器，应有少量的实用器。
唐三彩载乐驼 高56.2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三彩不仅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也把多色釉陶的艺术之风吹向了海外。随着大唐文化的强劲辐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及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很多地方发现有唐代陶瓷碎片，因此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曾把中国外运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虽然文献记载缺失，但不朽的陶瓷碎片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这一时期，处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日本奈良时代、西亚的波斯和北非埃及等地甚至学习唐三彩工艺，生产的釉陶既模仿唐三彩的艺术效果，又糅合了本地文化与造型特征。
唐渤海三彩三足带盖熏炉
8世纪 奈良三彩五口瓶 高36.2厘米 奈良市药师寺东院出土
至宋金时期，三彩釉陶继续烧造，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淄博等不少地方都延续三彩烧造。另外江西吉州窑也烧造青绿釉器皿和枕等釉陶制品。福建晋江的磁灶窑为外销性窑口，产品中也烧造大量的实用性釉陶。宋代釉陶部分为高岭土胎，也有不少为红陶胎，多加施有一层白色化妆土。辽国在宋朝的影响下，也学习烧造辽三彩和单色釉陶，并以皮囊壶和器皿为代表。北京龙泉务窑出土有三彩菩萨，由此可见辽三彩塑造能力，也就不难理解河北易县八佛洼在民国时期流失出境的16件等身辽三彩罗汉像其艺术表现力为何如此之强。甚至位于西北一隅的西夏国也烧造大量的绿釉琉璃建筑用陶，以西夏王陵出土的绿釉迦陵频伽和摩羯等建筑饰件最为精美。
北宋绿釉莲花座狮盖熏炉 高32厘米 安徽宿松县元祐二年（1097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辽三彩海棠口牡丹纹盘
元代的釉陶烧造，以实用性的建筑琉璃和作为供器的香炉较为常见。另外元大都也设立有琉璃窑场。《北京琉璃文化》一书介绍，元初定都北京后，始建元大都，中统四年(1263年)将山西榆次县小赵村的赵氏琉璃窑迁至北京宣武门外海王村，即现在和平门外琉璃厂，称“官窑”，以生产琉璃瓦为主，供营造宫殿用。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又建“大都四窑场”，其一就是“琉璃窑”，隶属于管理营造的“少府监”。
这里以一件北京故宫收藏的元代模印牡丹龙纹陶胎琉璃炉为例加以赏析。此炉据介绍是迄今发现琉璃器中最早带有工匠铭款的产品，高39厘米，口径25.4厘米，1954年入藏北京故宫。有介绍它原为北京崇文门外姓孙的古董商保存。此炉作洗口，通体浮雕雕龙穿牡丹纹饰，装饰绿、黄、白三色釉，其实称呼元代“三彩釉陶炉”亦可。双立耳的前后两面分别刻忍冬纹和字铭，刻“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1308年）四月初拾记”。此炉造型雄伟，色调斑斓华丽，与漆雕工艺异曲同工。为宗教礼仪用器，带有纪年和烧造工匠署名，弥足珍贵。模仿此炉款识在近年景德镇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脊刹前元琉璃胡人进宝建筑饰件
元“大元国至大元年”牡丹龙纹陶胎琉璃炉
元大都遗址曾出土一批元代琉璃器。1964年北京德胜门出土过一件元琉璃镂空龙凤纹熏炉，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熏炉通高37厘米，口径22厘米。颈部两侧贴两桥形耳。炉盖山峰重叠，一条黄彩蟠龙盘绕在山峰中，上有镂空。盖与炉身用槽口衔接。颈部与腹部镂雕龙凤穿牡丹雕花装饰。通体施孔雀蓝、草绿、黄、白等多种釉色，十分精美，是元代琉璃制品中的珍品,其造型与北京故宫藏元“至大元年”款三足炉基本相同。同时还出土兽头、鸱吻、筒瓦、滴水、龙凤构件等琉璃器。学界认为这类气魄宏大、装饰华丽的元代大型琉璃器应为元大都窑场的产品。
明清两代是釉陶艺术传承创新时期。明代山西就是采用釉陶工艺烧造琉璃、珐华陶器的集中地区。明代所烧造的珐华器比较精美，是一种低温色釉装饰的陶器。其助熔剂除氧化铅外，还有牙硝。牙硝即马牙硝，主要成分为硫酸钠。
景德镇制瓷工匠也学习北方釉陶工艺，在烧成的瓷坯上再二次烧造低温彩釉装饰，烧造瓷坯的珐华器。另外明清瓷器的重要品种“素三彩”，一般是指明清两代景德镇民窑生产的以黄、绿、紫三色釉为主的瓷器新器种，其工艺受唐三彩和宋三彩的影响，至明正德年间已烧制得极为精致。装饰工艺是先用高温烧成素瓷，然后再在胎上浇釉作地色，釉水干后再剔出花纹、图案、填以所需彩釉，后经二次入窑以低温烧成。近年福建平和田坑素三彩盒的大量考古出土，为最终确认日本传统茶道中存世的“交趾香合（盒）”实际为福建平和田坑窑产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从明代开始，对琉璃的烧造文献记载比较详细。南京报恩寺琉璃塔更是中国琉璃古塔的巅峰作品，惜毁于太平天国时期战火。明代琉璃窑已经广泛存在于全国各地，有些明代藩王府也设立琉璃厂烧造，制作出不少琉璃饰件和琉璃建筑，如大同的九龙壁堪称明代琉璃龙壁中的精美之作。
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记载了琉璃成色的配方：“以无名异、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绿黛，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此为京师烧造琉璃所用之色料。同书记载：“外省亲王殿与仙佛宫观，间亦为之，但色料各有配合，采取不必尽同。”据此可知，当时所采用的色料是矿物料与植物料并用，不同的配方可烧制出不同颜色的琉璃釉。同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明代制作琉璃瓦的方法，明确地记述了烧制琉璃所需采用的二次烧成工艺。
明清时期对琉璃釉色配方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见于清初孙廷铨《颜山杂记》中的“琉璃”篇，记载“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焦炭）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非石不成，非硝不行，非铜、铁、丹铅则不精，三合然后生。”乾隆十年（1745年）进士杨复吉将“琉璃”一篇单独挑出，收入《昭代丛书续集》，定名《琉璃志》。淄博为宋金三彩的烧造地之一，明清时期延续烧造 ，亦成为晚期琉璃制作中心。
釉陶艺术发展到当代，由于传统建筑琉璃业至今仍在延续，传统釉陶艺术暂无失传之虞，但是对有些传统色釉应予以一定传承。另外对以往未重视的一些地方釉陶、三彩窑场应予以抢救性的调查和研究，如新疆维吾尔民族延续的传统釉陶继承了唐三彩和西亚伊斯兰陶器的工艺特征，但专门考察和研究则极少，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