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陕西西安，十三朝古都，自春秋战国以来，经历过百家争鸣、各家游说列国的文化洗礼。岁经朝代更迭、时光流转，亦未曾有一家之言如儒学发扬光大，影响千年。在汉朝武帝时，董仲舒出现了，他没有像老子那样被列为道家至尊，没有像孔子那样被称为圣人，也没有被后人立祠神化。但是，董仲舒却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勇气，让儒家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让儒学统领历史千年之久。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历史的选择，人性的辉煌
董仲舒有“天人三策”，三策内容是建议武帝去刑罚，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宗旨在独尊儒术；以儒家的德化之治，代替秦朝的法术之治。他在三策中明白地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意思说不是孔子的东西，都罢黜掉，千万不要齐头并用。
反观历史，自秦孝公起用法家，至武帝，法家、黄老、儒学并用的时间里，或是人性泯灭，或是社会思想道德混乱。对于社会的正统思想、文明进步，也是一种很大的冲击。秦国尚刑而寡恩，使人心相背；连坐酷法，使人人猜忌。法家，在乱世可治国，在治世必迅速灭亡。董仲舒说：“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器顽，抵冒殊干，熟烂如此之甚者也。”
可见，在汉初，虽使用了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再辅以儒家思想。对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习俗险恶浇薄，百姓欺诈顽固，干冒抵触，犯法乱德，腐败程度很深。
因此，儒家的仁义礼乐思想闪烁着人性辉煌，也是当时历史的选择，那么董仲舒的《贤良对策》又包含哪些先进思想？
天人感应，顺天应人意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古代，没有现代科学思想，有些现象无法解释，百家之言，或激进，或温顺，多于极端。先进思想无法及时传播，民众思想混乱，表现出薄恶、器顽、抵冒等，达不到教化的目的。所以，天、未知的神和力量，是唯一的共识，是统一民众思想的最好方法。
教化之法，在于仁义礼乐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董仲舒认为圣明之王死后，子孙能长保几百年的安宁，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乐可以改变民风，感化人民；它出自和谐，依据感情，接触肌肤，深入骨髓。
现代，我国提倡构建文化强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国梦”。这与儒家的仁、义、礼、乐异曲同工，都旨在提高国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感和凝聚力。
一元之意，正人先正己
这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一拼。“一”万物的开始，元就是“本”。做为统治者，为了显示伟大的开始而想要正其“本”。董仲舒说：“君主必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朝廷才能正百官，百官才能正万民，万民正，才能正四方，四方正，则远近没有不敢不正的。”、“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祥瑞全都到来，这就完成了王道。”
轻刑罚，盛用德治
《贤良对策》中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人民随从利益如水流，若用刑罚堵塞，必将泛滥，是止不住的。相反，用仁、义道德来教化、疏导，也就变的美好，社会就和谐了。这是从仁爱、爱人的角度出发，这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暴治民。
适时更张，恩泽四海
董仲舒说：“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其实国家政治不行，就像琴瑟不调协一样，必须重新更张、更新，才能协调，才能治理。
应当改旧革新而不改旧革新的，虽然有大智慧、大贤能，也无济于世。其实这个道理，也是被灭亡制度与政权所证实的，远的不说，明崇祯皇帝也是一个有才、有抱负的皇帝，内有弊制积深，腐败萦绕，终究覆亡；清朝也是，同时代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清廷的洋务运动只是学习皮毛，维新运动也不过百日，因为封建制度已经是强驽之未。
从儒学本身开始推行起，董仲舒为使儒学理想能顺利实现于政治，又为避免儒家的革命性与现实政权的利益冲突太激烈，稍作一些整修，如皇权神授，皇帝代天之命，为天之子等。这种代价是免不了的。
儒家以天人感应附顺统治者；贯以仁、义、礼、乐为工具，教化万民，增强统治阶级的先行、榜样力量（一元之意说）；施行轻刑罚、重德治；并提倡顺应时代，革新政治（适时更张）。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儒家决然是以仁民爱物的胸怀、天下为公的精神、四海皆兄弟的态度去思考人生的问题；其终极目标在安顿每一个生命。虽有顺附统治者之嫌，但断断不是为某一姓、某一家、某一政权而设计。所以，儒家在董仲舒的助推之下，顺应时代，定下千百年来的正统思想——儒学。
这就是为什么董仲舒能让儒学成为千年正统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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