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谈中国“文论”在比较文学中的学科意义

　　6月18日-20日，复旦大学举办了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国际学会双年会，哈佛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王德威是与会者之一。6月18日下午，王德威教授还在复旦大学以“现代中国‘文论’：一个比较文学的观点”为题做了一个主题讲演。

　　这个讲演，王德威并非针对某个具体的学术问题，而是针对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甚至是整个文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的现状，提醒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者，在我们运用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时，是否仍有可能寻找到新的资源和系统，来更新日渐趋于模式化、批量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给出的一个尝试是中国传统的“文论”仍然可以被利用，证据就是在整个20世纪，文论依然存在于中国文学、文化术语以及实践之中。

　　文论（Literal Thought）这个概念，王德威沿用了他的哈佛同事宇文所安给出的定义，是其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论述现象的一个总论，与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等一脉相承。到20世纪初，因为西学的介入，这样的传统似乎有了质变，“我们今天谈到文学理论，立刻就朗朗上口，无论是福柯、德里达，或者最近流行的阿甘本、齐泽克，如果在论文里不提两个，自己都觉得有愧。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在一个习而不察的以西方文学论述为准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文学思考以及论述活动。”

　　在今天的语境下谈到文论，并非是要做文化保守主义或是文化本质主义的复辟、回魂。王德威甚至强调，今天掌握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之余，所谓西方的东西，其实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激进。王德威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学建立以来，对西方文学理论的使用长期存在两个陷阱：一是在中国文学的讨论中，很多时候把西方专有名词拿来就用，但忽略了这种类比的瑕疵。二是用西方的文论来打击西方。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几年西方文学理论的笼罩之下，谈论中西比较时，动辄就说“小心，就在后面，帝国主义又来了，文明又碰撞了”。

　　“而这两个陷阱，可能通过‘文论’这样的新的观点，得到注视和纠正。”回到归依于中国传统的“文论”，王德威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无论是梁启超、章太炎，还是朱光潜、梁宗岱、李健吾、袁可嘉、李泽厚、钱锺书等，抑或如左翼文人鲁迅、瞿秋白、胡风，乃至于我们一般视为史家的陈寅恪等等，都曾从各个向度对“文论”有着不同程度的运用。而他们的论述，同样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不必要等到八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出来以后，我们才突然变得很‘比较文学’起来了。”

　　通过这样一个回顾，王德威梳理出“文论”在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仍然发挥效用，以至于可以为今天“一元化”的文学研究中，提供一种新的可能的言说。

　　早报记者节选了王德威对部分中国学者“文论”的概括评价，以飨读者。

梁启超

　　20世纪初期的梁启超，沿袭了从日本、英国而来的各种文学理论，发展出他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革命”。但是仔细想想看，诗在中国的传统文明里所占有的最崇高的位置，革命作为重新被引入中国语境的新的名词，两者撞击，对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曾经产生了怎样惊天动地的灵感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思考20世纪文论的先行者有许多方向可以进入。

　　或者晚年他所说的“知不可而为，无所为而为，为而不有”，从这里进入了所谓“互缘因果”等文学史的观念，这是结合了传统的儒家的文学思想，以及刚刚学来的康德美学，加上他个人的一些因缘际会，晚年的梁启超有许多相当精彩的对文学史的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王国维

　　不论是《〈红楼梦〉评论》里谈“优美、壮美、眩惑”，或者就“古雅”在美学上的位置，谈的“第二形式”，王国维留给我们许许多多文学上可以论谈的资源。我常常梦想，有什么的场合，可以让我告诉我比较文学系、东亚系、英语系的同事，当你们在谈论你们的这些理论时，其实王国维也不差啊，他也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值得我们在比较文学层面来做对话式的讨论。

胡风

　　一方面承袭了卢卡奇，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承袭了孟子的“心性之学”，然后把“心性之学”的观点悄悄地带到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论述里。

　　胡风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比如“主观的战斗精神”，强调文学研究不再是让你读完了以后神清气爽，而是在文学写作和阅读里刺激你、挑衅你，让你在突入与搏斗的状态下，去体认文学和社会人生的紧张性，所谓“带着最大限度的紧张去感受生活的结构”。

　　这类的话语放在1940年代广义的西方的所谓“法兰克福学派”，一样有相当的辩证的潜力，但是现在似乎还欠缺一本以英文或其他欧洲语言写出来的胡风的专论，来真真地体认到胡风和他的同仁在1930年代末期到1950年代初期，对于左翼文论的介入真是毫不逊色，应该站在世界比较文学的高度给予同等的重视。

陈寅恪

　　一个史学家如何进入到我们文论的视野里，这恰恰是今天的话题所在。文论的文体、文类的分野是非常驳杂的，在中国不同的“文”的传统里，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想想陈寅恪在1949年以后所写的诗，想想他的《再生缘》研究、柳如是研究，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下，他所强调的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心智，放在那个时代来看，这是多么的不容易，闪耀着他个人的不同寻常的孤傲心智。

钱锺书

　　我们今天把《谈艺录》归纳为现代的中国传统诗话的最后一个重要典范，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想到了除了钱锺书所可能承袭的诗话传统之外，他还有写作《谈艺录》的另外抱负呢？用他的话说是“虽赏析之作，实忧患之书也”，这是“发愤著书”的一个现代的回声。

　　在那样一个物质局限、知识受到挤压的时候，钱锺书用这么华丽的语言，用这么博学的炫耀的方式，铺陈了文本上的七宝楼台，是不是也正意味着战争烽火对文明摧残的同时，有这样一个文人在建筑他自己的属于“文”属于“诗”的建构？这样的故事，不应该仅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典范来欣赏。

鲁迅

　　无论是《文化偏至论》里的“新神思宗”，还是《摩罗诗力说》里的“撄人心者”，到后来1925年《墓碣文》里讲的“自觉其心”的对“心”的关照，这是非常特别的传统和现代交错的文论的典型例子。这个“心”在1920年代仍然让中国的读者“心有戚戚焉”，但是与此同时，一个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在用他的方式对“心”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诠释，并且进入了中国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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