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宏村发现的古代消防车

　　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里》回忆了他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今日，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回望伊斯坦布尔天际线的最佳场所，能看到清真寺的轮廓们从小山丘上挑出来，海洋的蓝染在每一座房屋上。

　　以前也是如此。富人们喜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边建度假别墅—学名叫做“雅骊”。那是木质结构的清秀房屋，通常刷上嫩黄的颜色。推开窗，便是梦境一般的博斯布鲁斯。

　　对帕慕克来说，印象最深刻的竟是燃烧着的雅骊。他引用坦皮纳的话说：“看见一栋古老的木造别墅焚为平地是一种乐趣。”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贵族）们也曾享受过同样的乐趣。一旦有火灾发生，他们便兴奋地跳上马车奔赴现场，携带御寒工具，甚至还有煮咖啡、热食物的炉子。

　　和帕夏不同，帕慕克的乐趣根植于“某种心灵疼痛”，是“内疚、失落、妒忌”。奥斯曼统治的五百年期间，伊斯坦布尔火灾频繁。狭窄街道和木质房屋搭配在一起，火灾的发生看来不可避免。失去家园的人们虽丧气，但竟把这种不幸视为“命中注定”。

　　在我们大宋朝的东京城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城市里，同样如此。

　　《宋史·五行志·火》记载了两宋三百多年间的二百多次大型火灾，其中东京城的火灾达到四十四次，位居第一。“内酒坊火”、“相国寺火”、“玉清昭应宫火”、“太平兴国寺火”、“开封府火”……民居，寺庙，皇宫，官府，火，火，火！

　　火灾频发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包括雷电和自燃。天圣七年（1029）六月的一场大雷雨，使修了七年的玉清昭应宫“二千六百一十楹”烧为灰烬。至于库房、草场、料物场等地的火灾，则多与堆放物资自燃有关。

　　原因之二是人为因素。城市建筑分布过于密集，街道狭窄，而茅草屋、砖瓦屋等木结构建筑，几乎遇火便燃。东京城面积五十三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人口密度即使放到现在也是惊人。更何况当时房屋低矮，人口及建筑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一旦起火，火势极易蔓延，往往持续一夜都难以扑灭。

　　火灾的损失总是惨痛的。宋廷不得不加以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以防治。首先，成立专门的城市消防队，称之为“潜火队”，通常由军队组成。每坊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在高处修有“望火楼”，专门有人在楼上张望火情。楼下设有“消防站”，内屯百余人的消防队伍和各类救火物品，包括“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东京梦华录》卷三《防火》）。每当出现火情，专门报火警的快马“望火马”迅速来报，军厢主、三衙军队、开封府潜火队迅速出动救火。

　　衙门治火的思路有着企业家般的清晰。一，从源头堵。不仅进行严格的灯火管制[“京师火禁甚严，将夜分，即灭烛”（《东轩笔录》），然而夜市和夜禁竟是并行不悖的]，并在易发火灾之地采取安全措施。二，设立严格的惩罚措施。那些违法的、放火的、破坏救火的，皆重罚，甚至株连亲属。官员对救火的处理是否得力，也是其政绩考核标准之一。包拯的铁面就曾体现于此。在一次现场救火指挥中，有一无赖上前挑衅干扰救火，包大人二话不说，竟把这厮给斩了（《独醒杂志》卷一）。堵、罚之外，衙门还不忘改革救火方法。比如规定在军队救火之前，邻众也能救火，但整体还是以军队为主。

　　与火灾同入《五行志》的还有沙尘暴。从端拱二年到北宋末年，京师一带有记载的沙尘暴共计十三次。如端拱二年（989），“京师暴风其东北，尘沙日壹日，人不相辨。”再如淳化三年（992）六月，“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熙宁四年（1071）九月，“京师大风霾”。（《宋史·五行志》、《文献通考·物异考》）

　　这十三次记载中，以发生在二、三、六月的沙尘最多。北宋前期，沙尘暴多发生于春末及夏季，后期则多发生于春季。这是由于北宋后期气候整体变冷，与蒙古高原产生的气压差降低的缘故。沙尘多由西北风带来，不仅发生在京师，其他地方也有相关记载。就连身在江南的浙江江山县，每年春天都会出现扬沙，当地人称之为“黄沙落。”

　　至于沙尘暴的情状，与今天并无二致。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曾有诗记载东京的沙尘暴：“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澹少颜色。”（司马光《都门路》），“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王安石《读诏书》）

　　梅尧臣专门写有《风异赋》，详细描绘了沙尘暴发生时的情形。那是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梅尧臣在城外郊游散心，正在一亭舍内休息时，突闻有人大呼，“火来！火来！”听见呼喊的梅尧臣出门远望，试图一探究竟。只见西北方向已昏黄一片，天地之间没了界限，更无从知晓尘土的边际在哪里。过了一会儿，赤色的沙尘和褐色的雾呼啸而至，白天瞬间变成黑夜，风声呼啸大作，飞沙走石不休。人们“莫辩谁何，执手相对”，待天稍亮之后，人们开始结伴返家。那些顺着风走的人脚步几乎停不下来，逆风走的人则奋力行走却仍步履维艰，当时的可视范围只有五六步之内，连城郭的轮廓都几乎看不见了。

　　不管是火灾，还是沙尘暴，在古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并不仅因为灾害“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更是因为气象不仅仅是气象，更是上天的旨意。古人认为，天地万事都能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得以体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宋史·五行》）自汉朝以来，史书里都会有《五行》这一章节，煞有介事地记下五行方面的大事件，对天子起到警示作用。

　　天之乱，不仅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有的甚至还直接关系朝廷安危。不但能体现过去的过错，甚至能预示未来的动乱。神乎其神。天禧四年（1020）五月，又是一场沙尘暴发生了：“大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宋史》）沙尘暴居然能和内侍作乱扯上关系。沙尘暴并不会让当时的人们联想到北方的植被、气候的变化，而是想到天地万物、朝堂上下。在他们的世界里，任何不幸绝不是命中注定，毁灭与灾害带来的病态之美，更不值得去欣赏。类似于奥斯曼帕夏喝着咖啡观火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远观的异域风情。

　　恐惧。只有恐惧。皇帝作为“天子”，理论上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他所谓的父亲——天。每每当天发生变数时，皇帝方能自发地痛思己过、从善如流（当然也有时刻警醒的明君）。不管大风、大雨、大旱还是大火，都有促使皇帝痛快下达求直言的诏令之奇效。同时，也给了臣子们难得的机遇，能够没有顾忌地指责皇帝。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正是梅尧臣《风异赋》里那场沙尘暴发生的日子。风沙只不过持续了一刻钟，“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次日，宋廷却因此停止大宴，并发布诏书，号召各界对皇帝和朝政展开批评。二十七日，宋太宗颁布《大风诸道德音》，内中写道：“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宋大诏令集》卷一五三）一场沙尘暴，竟能让天子“震惧”，认为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才导致灾难的发生。一如梅尧臣诚惶诚恐地写道：“夫风者天地之气也，犹人之呼嘘喘吸，岂常哉。”风乃天地之气，大风作乱岂能视作寻常事。

　　沙尘暴不仅能警示天子，也能被政治家拿来互相攻击。据说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得到任命的当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一天就能厚达一寸。而雾霾一来，再重大的人事任命也得被取消。庆历二年（1042）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管理枢密院），宣布任命那天，“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朝野上下因此议论纷纷，认为此项任命过重，吕夷简也自行推辞，于是改任为枢密使（兼职）。

　　火灾与沙尘暴同被列入《五行志》，其不同之处在于事件的主角是人还是天。人犯的错，当然要努力用人力来改变。至于天意，则被天真地相信或被巧妙地利用着。如今我们知道，用避雷针可以逼走天火，在塞外荒漠要多种树。哪怕是冲天大火，朋友圈里却能铺满各自窥见的黑烟轮廓。即使沙尘暴侵袭，仍能淡然地戴上口罩，吐槽的同时庆幸，幸亏是PM10而不是PM2.5。即使至今分析不清雾霾的起因，却多少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

　　于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天真的皇帝和臣子。每当风生火起时，他们总是那么容易惊慌失措，脆弱得让人简直心生怜爱。尽管如此，我们仍思念着那一个“天”，因为有敬畏总不是件坏事。因果循环，谁说不是我们的错？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2004.

　　2.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

　　3.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影响》.史学月刊.2011年第1期

　　4.《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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