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08日)是清朝第五位皇帝，入关后第三位皇帝，清圣祖康熙第四子， 1722-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雍正在位时期，平定了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对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皇帝多次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所以他十分注重把“德才兼备”贯穿于他的用人导向。“用人之长，避人之短”是他的鲜明特征。本人从雍正时期三个人物的迥异命运寻找雍正帝用人之道。
清代翰林大学士惠士奇（网络图片）
重用惠士奇——因才用人
康熙年间，有一个书生名叫惠士奇，才高八斗，后来考取了举人，又中了第二甲进士，最后援翰林院编修一职。几年以后，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广东学政，主持全省的文教科考。学政是一省最高级别的文教长宫，这个职位很容易腐败，因为当时风气不正，舞弊行贿行为特别严重，所以，这个职位就成了受贿的重灾区。但惠士奇这个人为人正直，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时任两广总督的杨琳，对他特别欣赏，于是就上奏雍正皇帝(此时雍正已即位): “臣遍历各省，所遇学臣中，仅见者有此清操特出之员。”
雍正看到这份奏章后，内心自是喜欢，感觉如此清廉的官员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想任命他担任更重要的行政官职。按理说作为皇帝，有了这个想法，直接下一个任命诏书就得了。但雍正没有那么做，而是向杨琳做进一步的了解：“惠士奇观其人，吏治可以用得否?”杨琳接旨后，就如实向雍正回奏道：“惠士奇为人正直公明，我与他共事三年，认为他只适合做文官，恐非吏治之长材也。”
雍正一听，就打消了让他做行政官员的想法，让他继续做广东学政，后来将其调回京师，但也没有让他做行政工作，而是发挥他的特长，任命他为专管文史方面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以后又任命他担任了侍读学士。
提拔工勤员——以德服人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元宵夜，内阁办公室的小蓝正在顶班，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一定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两人边喝茶边侃大山。
高个子问“你是什么官?”小蓝不好意思地说：“不是管，小小工勤员，收收发发，抄抄写写，给领导沏沏茶。”高个子问：“其他人呢?”小蓝回答：“都回家看灯去了。”高个子很好奇：“你不喜欢看灯吗?”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听说晚上都不睡觉，万一有个急件，没人跑腿要误大事的!”高个子点点头，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蓝说：“假如能到渔船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高个子哈哈一笑，告辞。
这个高个子正是雍正皇帝。第二天一旱，雍正就问：“哪个白船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东南海县有。雍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吧。”大臣们面面相觑:小蓝是谁?大家正在惊讶中，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要吃鱼自己下水捞，不能占渔民便宜。只要正派能干，雍正都会重用。
雍正王朝影视剧照
撤职常三乐——庸官示人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雍正皇帝（网络图片）
人事人事，不就是人和事么？何况，用人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做事。所以，不能脱离事来孤立地考察人。那是永远都得不出正确结论来的。显然，问题不在于谁行谁不行，而在于会作不会用。比如惠士奇，学问好，为人正派，贤良清正，但有些书生气，雍正便让他去主管科教文卫工作；工勤员小蓝，文化水平低，虽未曾中过皇榜，但人很精明，办事利索，又忠于职守，雍正便让他去主管他愿意干的渔政管理所；而对于诸如常三乐之类的庸官昏官，虽然本质不坏，但影响辖区发展，太平官不能要。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因此对于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遇到了雍正，真是摊上了一个好皇帝。（注：提拔工勤员事例参考了中纪委网站文章《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中所叙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