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把货币叫“货泉”，“泉”即为钱，表示“流行如泉也”。有人称，古代货币就是一块巨大的社会化石，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而在海昏侯刘贺墓北藏阁的钱库中，出土了堆积如山的汉代五铢钱，重量竟达十余吨！一位考古人员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点清，这批“汉五铢”总数多达200万枚。此外，还在主椁室西室和主棺中出土了385枚金饼，成色均达到99%。这在考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不仅证明了刘贺家族的雄厚财富与实力，而且对于我们认识汉代的经济制度特别是货币制度，提供了大量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秦始皇没有完全实现货币的统一

　　提到“汉五铢”就不能不说“秦半两”，而要说清“秦半两”就不能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货币制度。

　　现在看，秦始皇极力推行的统一货币的制度，成功之处主要有三点：

　　其一，下令废除战国时期各国发行的货币，如齐国的“法化刀”，楚国的“蚁鼻钱”，燕国的“明刀”，韩国的“方足布”，赵国的“尖足布”，魏国的“桥足布”等等。这是货币统一的基础。从此，各国货币都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了文物骨董，只能在墓葬、博物馆和收藏家那里见到。

　　其二，将货币分为两种，即上币——黄金、下币——铜钱，其余如布、珠、玉、贝、银等，为宝不为币。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说：“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从而确立了金属货币的体系。这个制度是非常成功的，一直被后代沿用。由此亦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镶有琉璃的48枚马蹄金和25枚麟趾金，是宝物而不是货币，祭祀用的。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问我，那些马蹄金和麟趾金上，为什么会铸有上、中、下的字样？(图1)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些马蹄金和麟趾金是作为酎金献给皇帝助奠用的，而汉代皇帝是在长安“明堂辟雍”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明堂辟雍”是一座重要的早期坛庙，外围是一个方院，内中是一个圆台，圆台上的建筑共有上、中、下三层，有点像如今的天坛圜丘。所以，马蹄金和麟趾金的上、中、下字样，其实就是在“明堂辟雍”中摆放的相应位置。

　　图1

　　其三，铸造“秦半两”，（图2）它的形制是模仿玉璧，先秦时是外圆内圆，后来为外圆内方，是天命皇权的象征。正如《吕氏春秋》中所说：“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这种外圆内方的制钱模式，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的境界，在中国一直延用了两千余年。

　　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到底有多重呢？先说上币——黄金，它以镒为单位，每镒20两。这种货币具有贮藏和大额支付的功能，一般只在上层社会中使用，并不在市场上流通。再说下币——铜钱，以两为单位，当时，一两等于24铢，半两便为12铢。也就是说，“秦半两”的法定重量为12铢，它在市场上大量流通。相传，“半两”二字为丞相李斯以小篆体书写的，是秦始皇统一天下文字的传世之作。“半两”二字分别列于方孔两侧，钱文凸起，布局严谨，笔画方折，苍劲雅致，反映了秦始皇把统一货币与统一文字这两件大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秦半两”究竟实现了统一全国的货币吗？至少没有完全实现！因为中国的版图实在太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量也实在太大了，而秦朝存在的时间又实在太短了。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铜的冶炼和铸造能力，以及交通运输状况，“秦半两”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由中央政府统一制造，因此法律规定各路诸侯王、各郡县主都可以铸造。一些商贾富豪也自己铸钱，这样就出现私铸铜钱成风。试想，如果一种货币的制造和发行是多元化的，全国能够完全统一吗？果不其然，公元前210年，秦国出现了“复行钱”，虽然还叫“秦半两”，但重量却只有8铢，钱文笔画纤细，“半两”二字稍倾斜。“复行钱”的使用，从法律上承认了减重钱的合法流通。这个口子一开，各地铸钱便开始纷纷偷工减料，致使铜钱大小不一，薄厚不均，轻重不等，全国的货币开始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到了公元前206年前后，秦灭汉兴，战乱不断，为了筹集军费，各地自行铸造钱币，虽然仍叫“秦半两”的旧名，但实际重量却越来越轻。汉高祖刘邦借故“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也就是允许民间减重铸钱，哪知这一减便不可收拾，一种“榆荚钱”便应运而生。（图3）

　　图3

　　“榆荚钱”顾名思义，是以钱形轻小如榆荚而得名，上面的文字仍是“半两”，但实际重量则不足三铢。由于钱太轻，“入水不沉，应手而破”，加上“不轨逐利之民”的囤积居奇活动使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于是在公元前186年“行八铢钱”；但到公元前182年又“行五分钱”（即五铢）；到公元前175年“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到公元前140年即汉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铢钱”；到公元前136年又“罢三铢钱，行半两钱”。可见，“汉承秦制”的货币制度越来越混乱。导致的恶果就是，作为交换媒介的信用大大降低，“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即物价上涨，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

　　二、“汉五铢”的推行和使用

　　到公元前119年，在张汤的建议和桑弘羊等人的筹划下，汉武帝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是用银和锡合金铸成的白金钱，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秦半两”。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侧钱。不久又因赤侧钱轻而贱，人民不愿用，宣布作废。

　　直到公元前118年即元狩五年，汉武帝才下令“罢半两钱，行五铢钱”，从此结束了铜钱发行和使用的混乱局面，真正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开辟了中华货币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如前所述，“汉五铢”（图4）的推行和使用，是汉代货币政策在多次“试错”、“碰壁”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制度，所以这一制度的颁行是有一套严格措施作保证的。

　　图4

　　其一，废除汉初实行的郡国制币权，严令禁止各郡国铸钱。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处死的法令。也就是说，以前是禁止民间铸钱，而官方可以铸钱；现在连官方也不允许铸钱了。据史书记载，“汉五铢”推行的最初四五年内，抓到“吏民之坐盗铸金钱者”而被判死刑的达数十万人，“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后来赦免了“百余万人”。那个时期天下犯罪的人大抵都是因为“铸金钱矣”。

　　其二，统一由国家铸钱。专门设立上林三官，即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共同执掌铸钱。三官相互配合又相互监督，保证铸钱的质量和数量。与此同时诏令天下，不是上林三官所铸的钱币不允许流通。还命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钱熔化，把铜料送到上林三官那里铸“五铢钱”。

　　其三，大力提高铸钱的质量。改进铜料的配比，精冶细炼，使铜钱的成色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在铸造的过程中，使用铜范或制作非常精细的泥范，工艺先进，讲究质量，确保“五铢”的分量绝不减少。设计精细，方圆均加细边框。每枚“汉五铢”铸造出来以后，都要反复打磨，使其光滑圆润。这样不惜工本，就使私铸者无利可图。

　　“汉五铢”也叫“三官五铢钱”，钱文严谨规矩，“五铢”字形修长秀丽，风格独特，“五”字交笔缓曲，上下与两横笔交接处稍微向内收。“铢”字“金”旁的上头有三角形、箭镞形两种，其中的四点较短。“朱”字上头方折，下垂笔基本圆折，头和尾与“金”字旁平齐，笔画粗细一致。钱型整齐，背有内外廓，个别内廓四角微凸。面背比较平整，内外廓宽窄均匀，规矩整齐。它的设计理念、铸造技术和工艺水平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这在中国货币铸造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有人在海昏侯墓出土的成堆的“汉五铢”前看来看去，觉得它很一般，现在任何国家的金属货币都比它精致得多。这就有一个比较的参照系问题。如果用2000年前各国的货币与“汉五铢”作比较，就能看出它的精致和精美是前无古人、无可比拟的。

　　经考证，海昏侯墓出土的200万枚“汉五铢”，分别是在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铸造的，前后跨越大约五十余年。三个时代的“汉五铢”各有特点：

　　武帝时代的特点如前所述，份量足，质量高，数量大，从而创造了“汉五铢”长期作为基础货币的充分必要条件。

　　昭帝时代的特点是，重量比武帝时代略轻一些，又比宣帝时代略重一些；钱文“五”字形瘦长，两边交笔已经变得弯曲，两股末端有明显的收敛，上下横有的较长且与外廓相接；“铢”字“金”旁呈三角形，明显低于“朱”字；穿上有一横或穿下有半星记号；铜色深红，铸造技术比武帝时代略显粗糙。

　　宣帝时代的特点是，钱文笔画挺拔，给人一种清秀超逸之美。“五”字交笔弯曲，上下横画超出交笔末端外，“铢”字“金”旁的头上多呈等腰三角形而又低于“朱”字；外廓由外向内作坡状倾斜。其形制规整，内面光洁平滑，钱内外廓略高于钱肉，薄厚一致。总之，宣帝“汉五铢”以铸造工整敦厚著称，无论是在铜质、形制、书体上，还是在铸造技术和工艺上，都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西汉钱币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

　　有文献记载，汉代铜钱的计量单位是“缗”。“缗”的本意是串铜钱的丝线，后来演变为铜钱的计量单位。那么一“缗”是多少呢？以往没有实物依据。这次海昏侯墓出土铜钱时，细心的考古人员看到拴铜钱的丝线虽然已经腐烂，但成串的铜钱排列整齐，其两头的边结尚可辨认。（图5）经过仔细辨别和清点，确定一“缗”就是一千钱，即“千文一缗”。与后来的“千文一贯”是相同的。这就为我们认识古代铜钱的计量单位提供了实物依据。

　　图5

　　三、金饼的重量和成色

　　在汉武帝的币制改革中，有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同样为法定货币的黄金改变计量单位，不再沿用秦时的称谓“镒”，而称为“斤”。凡云“一金”者即黄金一斤。秦时一“镒”为20两，而汉时一“斤”为16两，说明计量单位变小了，更便于贮存、交换和结算。黄金往往用于赏赐、交易、罚款，也用于计算财产和贮藏，这表明汉代的黄金确已具备了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贮藏手段与支付手段等职能。

　　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和金板，成色到底怎么样呢？不用测量，只要看看它们的光泽和色彩，就知道纯度很高，尽管经过地下二千多年岁月的浸蚀，依然那么艳丽纯正，闪闪发光，灿烂夺目。（图6）经测量，这些黄金的纯度均达到99%。为什么海昏侯墓中的黄金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纯度呢？除了技术因素外，其中还有政治因素。

　　据史料记载，在汉武帝币制改革后的第六年，“南越反，西羌侵边”。在国家危难之际，已经当上山东的丞相卜式上书皇帝，愿与儿子一起从军卫国。汉武帝抓住这个正面的典型，“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要求诸王列侯向卜式学习。可是，“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几百位列侯宁愿献酎金也不愿意从军打仗。酎，本是为皇帝祭祀时酿制的美酒，而各路诸侯在助祭时必须献上礼金，才能分享这种美酒，所以把这种礼金叫做“酎金”。等到祭祀的那天，汉武帝命人检查酎金时，发现有的“少不如斤两”，即缺斤少两；有的“色恶”，即掺杂使假，含金量不足。于是，汉武帝又抓了一批反面典型，“王削县，侯免国”，一下子免去列侯一百零六人。从此，再没有人敢在酎金上缺斤少两、掺杂使假了。正因为如此，海昏侯墓出土的这批黄金，应该说是足金足额的。

　　图7

　　作为上币的黄金，只有“足金足额”才有最高的信用。这次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金饼，重量都在232.8克左右，估计是当时的一斤，折合现在的四两多。（图7）《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说，西汉时一斤折合今日248克。如果海昏侯墓出土的385枚金饼的重量都在232克左右，那么，西汉时的一斤很可能不是248克，而是232克。因为有一枚金饼上用墨书写着“……海昏侯臣贺……酎黄金……”。这些作为酎金的金饼是以海昏侯刘贺的身家性命作担保，一金就是一斤，不可能缺金少两。所以我推断汉时的一斤很可能就是232克，而一两则不到14.5克，五铢大约3克多。

　　当时黄金与铜钱的兑换率是多少呢？史书上很少有明确的记载。据说币制改革时规定，每斤黄金当钱一万。也就是说，“一金”可抵一万个“汉五铢”。但后来从不见有任何兑换的记录，所以真实的兑换率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迷。我估计，那时的兑换率很可能不是固定的，黄金的价格相对稳定，而“汉五铢”价格会随着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变化而上下浮动。有时候兑换率高，有时候兑换率低。这一点商人的感觉是最敏锐的，所以海昏侯刘贺的墓中不仅存放着大量的铜钱，还有大量的黄金。把黄金作为最重要的货币储备，便构成了世界上最早的金本位的雏形。

　　西汉是一个多金的时代。如果刘贺真的能够在皇帝的位置上长期执政，用金本位的理念管理全国的财政和金融，那么，当时社会的经济一定会在稳定的基础上更加繁荣，大量黄金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流失，社会财富积累的步伐将会大大加快。当然，无情的历史是没有什么假设的。

　　四、西汉货币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

　　有人认为，海昏侯墓出土的200万枚“汉五铢”，一没有国号二没有年号，背面光板无字，因此可能是冥币，专门是祭祀用的。现在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历史上，“秦半两”和“汉五铢”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图8）没有国号和年号，这样使用时便可以跨越年代，甚至跨越国界。所以，出土的那200万枚“汉五铢”确是当时流通的法定货币。

　　图8

　　根据有关资料推算，从汉武帝到汉平帝的122年间，经过西汉七代帝王持续不断地努力，先后共铸造“汉五铢”280亿万余枚，平均每年铸造2.3亿枚，需要用铜料约110吨左右。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反映了中国的经济那时已经非常强盛了。

　　由于五铢钱具有统一铸造、制作精致、数量庞大等以往货币所不具备的特征，因而成为中国古代最强势的货币。王莽篡权后改革币制，废五铢而发行什么“六泉十布”、“错金一刀平五千”很快就失败了。到了东汉仍然沿用西汉五铢钱。国家分裂时期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各国普遍使用的还是五铢钱。统一后的隋朝，也是使用五铢钱。一直到唐朝，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下令铸造“开元通宝”后，五铢钱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样算起来，“汉五铢”一共沿用了739年之久，成为我国历史上铸造数量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长寿钱”！

　　“汉五铢”的推行和使用，使中国的货币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首先，由于货币的统一，促进了货物的流通，实现了东西南北经济的交流，促使全国经济走向一体化。其次，由于货币的统一和币值的稳定，人们有了积累、贮藏和转移财富的手段，社会的富裕程度显著增加。再次，由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的密切联系，政治上的某种分裂只能是短期的，最终还是要走向统一。因此，统一的货币更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