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礼法之一，并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长者之名。《说文解字》中说：“讳，忌也。”古时，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例如，秦始皇讳政，所以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我国古代货币从最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讳现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货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讳现象发生“关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自“开元通宝”钱以降，钱文主要以四字为主，遵循“主文+宝文”的结构。“宝文”是钱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所用宝文名称繁多，常见的有元宝、通宝、重宝等。而“主文”可分为多种情况，如唐代“开元通宝”中的“开元”属于吉语，宋代则盛行用年号，如宋太宗所铸的“淳化元宝”钱。另外，也有以国号作为“主文”的情况，如宋太祖的“宋通元宝”等。

　　从广义上理解“避讳”，它不仅涉及到避“名讳”和禁忌的因素，还包括人们的语言使用习惯，例如避免单字重复等。了解了钱文中的避讳现象，对钱币收藏也有好处，它可以帮助你分辨出那些需“避”而未“避”的假币。

　　为什么说“靖国元宝”是假币？

　　宋徽宗为北宋第八位皇帝，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共在位25年（1100-1126）。宋徽宗在其在位年间共有6个年号，分别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除“建中靖国”外，其余5个年号都铸造过年号钱。宋徽宗第一个年号“建中靖国”为四字，较为特殊，一般做法是截取“建中”或“靖国”二字，再加宝文组成钱文，如太平兴国年间所铸的“太平通宝”，大中祥符年间铸造的“祥符元宝”。但是史料并未记载“建中靖国”年间曾铸年号钱，而是另拟了新钱文，即“圣宋元宝”，为“国号+宝文”结构。

　　不过，近年来市面上和考古发掘都陆续出现了“建国通宝”钱，如1956年锦州市博物馆在发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出土1枚隶书“建国通宝”钱。罗伯昭先生也曾于1941年的中国泉币学会第36次会议上出示了一枚“建国通宝”小平钱。专家们认为此钱属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因其风格酷似徽宗时代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

　　那么为何“建国通宝”要取年号之首尾两字呢？这可能与避讳有关。若取前两字“建中”组成“建中通宝”，则与唐德宗时期的钱文相重了。因为德宗曾于建中年间（780）铸行过“建中通宝”。而若取“靖国”，以徽宗的“巧技成性”，或许认为“靖国”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国”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两字，是理所当然的了。据说“建国通宝”极为珍稀，存世量不超过10枚，称其为北宋第一珍稀币也不为过。

　　建国通宝

　　近些年市面上开始流传所谓的“靖国元宝”钱，说该钱“生坑，旋读，钱径2.5厘米，重5克”。但稍微懂点避讳常识即可知，所谓的“靖国元宝”很可能是假币，丁福保先生在对民国时期存在的各种臆造历代年号钱的总结中也说道：“元号钱之不可信者多矣……徽宗之靖国元宝……当时实未开铸，皆后世之伪托也，虽仿造极精，索值低廉，皆不可收买，当以特别之眼光鉴别之。”

　　靖国元宝

　　明朝为什么没有“元宝”？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最初的 “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天圣年间因为外戚的名字而避“通”讳，并且举出了实例。但是并没有涉及到宝文的避讳。另清翁树培《古泉汇考》云：

　　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清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刊本

　　了解这一特殊的避讳现象，可以提高我们的钱币辨伪能力。在1982年8月，江西省瑞昌县发现了窖藏铜币一处，里面出土了一枚“景祐通宝”钱和一枚“景祐元宝”钱，有人认为“这次出土的真书小钱‘景祐通宝’，及篆字窄穿‘景祐元宝’，是在其它文献资料中未曾见到的，在出土和传世品种也极为少见。因此，该两种钱币的出土，为北宋时期的货币提供两枚新的品种，同时也为我国的货币史的研究增添了一项新的实物资料”。但是前文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在仁宗景佑年间，避“通”讳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也是一个必须要严格遵守的原则，否则会招致严峻的刑罚。当时的官炉肯定不会去铸造“景祐通宝”钱。所以这枚钱币很有可能是后世伪造的。

　　到了元末，群雄竞起，各路起义军高举反元大旗。后来朱元璋统一了天下，于洪武元年（1368）命南京的宝源局及各省宝泉局铸行“洪武通宝”。其中并无“元宝”钱。其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是为了避朱元璋的讳。清人刘喜海有《嘉荫簃论泉绝句》，其子虞采所作《注》云：

　　明太祖讳元璋，故明代铸钱，自洪武后，无作元宝者。

　　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避“元朝”的讳，如果以元宝为文，那岂不是成了“元朝之宝”了？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明初贸易文契，如吴元年、洪武元年。俱以原字代元字，盖民间追恨元人，不欲书其国号也。

　　当时的老百姓普遍不愿意用“元”字，所以洪武无“元宝”则是可以理解的事了。而事实上，从最初的大中、洪武至崇祯，再到南明的大明、弘光、隆武、永历等钱，其宝文皆为“通宝”而无“元宝”，看来，老祖宗的影响还是极其深远的。

　　洪武通宝

　　“玄宝”从何而来？

　　在钱文的避讳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主文”中的字与“宝文”中的字相重，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而做了相应的避讳。

　　唐代历史上共铸造过8中钱币，分别为开元通宝、乹封泉宝、乹元重宝、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咸通玄宝，其中铸行于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的“咸通玄宝”有一个不常见的宝文，这难道是标新立异之举吗？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应该同避讳有关。

　　因为如果用“通宝”，那么钱文中就出现两个“通”字了，既影响钱面的美观，读起来又有点拗口。所以唐懿宗就采取一种新的命名方式。至于“玄宝”的由来，可能与当时钱币的色泽有关，“玄”即黑色，晚唐钱币大多质地不纯，铸工较差，色泽泛黑。“玄宝”之名与《盐铁论》所谓“夏后以玄贝”相映成趣，唐懿宗在命名时有可能在师法古人。

　　“咸通玄宝”因为“宝文”的罕见，再加上铸造时间短，存世量极少，被钱币界誉为“唐泉第一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两枚“咸通玄宝”钱，在1989年四川新都县的一处窖藏内也发现有一枚“咸通玄宝”钱。如果各位在市面上见到流通的“咸通玄宝”，可要擦亮眼睛看看是否有猫腻了。

　　咸通玄宝

　　到了宋代，这种避讳现象更加普遍。仁宗赵祯于景祐五年（1038）十一月，改年号为宝元元年，南宋理宗赵昀于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宝庆元年。如果按照宋代常见的“年号+宝文”规则，组成的钱文分别为“宝元元宝”、“宝庆元宝”，这实在是太拗口了。于是另拟钱文，改为“国号+宝文”结构，宝元年为“皇宋通宝”，宝庆年为“大宋元宝”。

　　皇宋通宝

　　顺治时期的钱币为什么不避讳？

　　避讳是封建社会礼法之一，臣民必须遵守，如果稍一疏忽，应避未避，很可能会招来刑罚。但是笔者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钱文不避讳的特例。

　　清顺治时期，主要沿袭明钱的形制：背面汉字纪局纪地或背无文，面文汉字楷书，顺读。也就是说，钱币上不仅在正面写有钱文，而且在背面写有铸钱的机构或地点，大概有户、工、临、宣、蓟、延、原、云、同、荆、河、昌、宁、浙、东、阳、福、襄等十八种。在这些“纪局纪地者”中，我们发现了“福”、“临”二字。而众所周知，顺治帝的名字为爱新觉罗·福临。顺治帝为何不避自己名字的讳，而将“福”、“临”二字铸于钱币上流通到中华大地呢？　　笔者认为这大概与文化有关。避讳是由儒家的礼制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渗透在汉文化的传统当中。顺治是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当时汉文化的传统对其影响还不够深，所以顺治不重避讳也是有可能的。

　　顺治通宝正面

　　顺治通宝背面

　　钱文中涉及避讳的事例，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只有上述有限的几例。为何数量会如此之少呢？这大概与钱文的字数有关。一般而言，钱文都是四字的，其中宝文基本固定，而前两字中，乾、大、天等又都是高频词汇。宋代是铸行钱币最多的朝代，在320年间里总计共铸了45种年号钱及6种非年号钱。笔者曾对“主文”中出现的字进行了统计，共计47字，如此一小部分，要撞上“避讳”的几率是很小的。同时，每一个年号或国号的拟定，都经过了慎重的考虑，可能已经加入了“不能用犯讳的字”这一项选择。所以，钱文与避讳的关联如此之少，也是很自然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