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赤壁之战，刘备跟刘琦加在一起，不下两万兵力，周瑜提兵三万，史有明书，另外还有眼见各处守备部队，孙刘联军一方，估计兵力五万多。曹操诈称训练了八十万水陆大军，只是恐吓孙权。其实所率最多也就十万，加上荆州新投降的约六、七万人，总计兵力大约十七、八万的样子。当然，曹操和孙权都还各有没参战的其他部队，因为没有直接参加赤壁之战，所以不能算为赤壁之战的兵力。
横槊赋诗的曹操
官渡之战时，曹袁兵力比大约是一比十四，曹操以少胜众。而赤壁之战，孙刘联军与曹操的兵力对比，大约是一比三到一比四之间。曹操乘胜而南，志得意满，军力对比又遥遥领先，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有关曹操这次兵败的原因，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合刘备共抗曹操时指出了三条：
一是兵已疲困：按照诸葛亮的说法，曹操追赶刘备时，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是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二是北方人不习水战；
三是“荆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势尔，非心服也。”
这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说法，《三国演义》的作者们，于此一问题，未加衍生性分析，与《三国志》所载完全一致，只是用词略有不同。
诸葛亮的分析，虽然有些道理，但有些不合实际，而且很不到位。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致算是原因，但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料定孙权也能看到，不必非要孔明申说，方才知晓。
而有关第一条，显然不合实际。曹操追击刘备的轻骑兵，一日一夜疾行三百里的，只有五千，其余部队都没有那样疲劳行军。况且就算疲劳行军，也只是当时几天，过些日子也就休息过来了。等到赤壁大战打起来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难道这些兵士没有自己恢复体力的能力，都是人工制造的机器人，没电了就完了？曹操得荆州，就近供养，一时间绝对不缺乏粮食和补给，就算是机器人，也有充电的机会。所以诸葛亮说给孙权的这条，根本不能成为理由，只是忽悠孙权，目的是想坚定孙权跟曹操对决的信心。完全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张仪那一套虚华不实的东西。孔明虽然骨子里有儒道精神，但是通身上下却充满了申、商和纵横家的味道，大约也是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时势，不得已才这样。
诸葛亮所分析的第二条，北方人不习水战，也只能大致算是原因。曹操既得荆州降众，水上与东吴交战，完全可以不用北方兵，使用荆州的降将、降兵就行了。当然这些兵力不够，北方部队也要参加战斗，所以，“北方人不习水战”，只能部分成立。
诸葛亮所说的第三条，其实也存在问题。荆州新投降曹操的人，虽然未必彻底心服，但是曹操讨伐东吴，主要依靠的也不是这些人，还是自己从北方带来的兵将。
赤壁之战形势图
但是我上面的分析，同样存在问题，比如第二条和第三条。既然第三条不主要依靠荆州兵，那么第二条又要靠荆州兵去进行水上战斗，似乎两点之间存在相当的矛盾。
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水战既用荆州兵，一旦登岸，马上改北方兵将为主力，这是可以的，也是可能的。不过这要冒点险才行，万一荆州归附之众在水战中不卖力气，曹军就没有登上对岸的可能性了。军事行动自然也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军事行为不必完全遵守习惯性的逻辑，不懂这一点，根本做不了军事家。
曹操一生，从不畏惧艰险，还经常喜欢冒险。后世君主动辄以所谓御驾亲征，表示自己果敢坚定。这种情况对于曹操来讲，从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举动”。曹操一生打仗，都是亲临前线，冲锋陷阵。要是所有的君主都有曹操的勇气和本领，那么“御驾亲征”这个词汇，就会在汉语的词典里消失了。
其实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跟刘备所说占据四川之后，等待天下“有变”之时，“命一上将军率兵以向宛、洛”，让刘备亲自带兵出西蜀“以向秦川”的战略，同样有问题。后来自己六出祁山都无功而返，大致可以证明《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说法：“亮才，于治戎为长，短于奇谋。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就是说，诸葛亮在治理国家方面，确实不同凡响，但却不是个杰出的将帅之才，算不上杰出的军事家。
咱们还是先放下自己的分析，找个高人来帮助咱们分析分析。
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是这样分析曹操这次失败的原因的：
舍骑而舟，弃长争短；
曹操兵众而骄，周瑜兵寡而奋；
以战胜袁绍之法对付东吴，用错了对象；
新附之众不坚；
以上是王船山先生给出的曹操赤壁战败的四点理由。
船山先生所提供的分析，至少较诸葛亮深入很多。首先看船山的第一条说法。曹操舍弃自己在陆地上的骑兵优势，跟周瑜在水上船战中争高低，确实是舍己之长，以自己所短，跟人家的所长比输赢，走了一条与田忌赛马获胜相反的道路。拿鸭鹅去跟鹳鹤比谁的腿更长，显然是自讨没趣。
船山先生所说的第二条，也就是“曹操兵众而骄，周瑜兵寡而奋。”
应该说，船山先生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情形的，可以说是中肯之论。但是，这一条却不能被当成所有军事战争的普遍法则来使用。因为周瑜的兵将虽少，但却能同仇敌忾；其他人如果军队少，可能就吓晕了，或者干脆直接投降或溃散了。荆州刘琮，在听说曹操大军前来，未及交战就束手归降，就是一个眼前最直接的例证。但是东吴不是荆州，刘表既无能，同时又早死，荆州文武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心里归属感，同时也就自然不会有坚定不移的斗志。东吴却不一样，孙氏父子两世三人的努力，已经获得了东吴士庶的普遍拥戴。东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只要孙权一声令下，保江东、保家园的战斗激情，立即就会通天高涨起来。战斗越激烈，时间越久长，江东的后续部队就会越多，给养也会越充分。加上刘备已经无路可走，必须拼死搏斗，否则就只能等着受死，因此，刘备一方也会竭尽全力。
曹操在北方一路奏凯，一直打到东海之滨，士气虽然不衰，但也确实容易生出骄傲的情绪，骄傲就会轻敌，轻敌就容易冒进，冒进就难免出错，进而失败。东吴在兵力对比上，虽然相对落后，因此一定相对小心，不仅不易出错，还会时刻留心，找寻对方的弱点。
第三条是说曹操以“老袁绍之师乘其隙而胜之”的方法，不能用于对付东吴。
曹操确实是率领击败袁绍的部队，前往攻打江南的。
船山的说法是：曹操虽然击败了袁绍，却不是通过直接的硬性战斗，而是冒死顶住，顽强坚守，使袁绍部队懈怠之后，出现漏洞才击溃袁绍。这种方法用于对付袁绍可以，用来对付东吴却不行。
曹操于官渡战胜袁绍，确实是因为扼住要害，使袁绍不得进，拖了一段时间之后，袁绍兵将产生懈怠情绪，而后寻隙烧粮，导致袁绍军乱而失败。这招要是用来对付东吴，肯定行不通。因为袁绍运粮虽然不必经过曹操防区，但都在陆地上，相隔不远，曹操总有机会下手。但是东吴运粮都在江南，大江阻隔，曹操毫无机会可乘。而且只要战事一开，为保江南安全，江东士众自会同心协力，士气绝不会轻易减低，兵力补充也会源源不断。而曹操的部队如果不能迅速过江，在江北拖延越久，粮食运送消耗越大，兵将慢慢反会产生怠惰情绪。
所以，曹操如果还想采取当年对付袁绍的办法来对付东吴，显然会自取失败。
第四条，是所谓荆州新归附的兵将，心志不牢固，怀乡情结不浅。
这条诸葛亮当年也已经提到了。但是船山根据战后的情况接着分析说：这些荆州新投降曹操的兵将，替曹操卖命的心思虽不坚定，但因离家乡较近，赶紧散掉回家的心情，却很容易产生。加上刘备曾在荆州一带对兵士等有一定恩德，这些兵士虽然跟从刘表次子刘琮投降曹操，心理上还有些怀恋刘表的长子刘琦。所以，当黄盖一把大火刚起，曹操兵将中的荆州士兵率先逃窜，随之产生骨牌效应，致使曹军纷纷溃散。
在船山和诸葛亮的分析里，都没有把曹操兵士不习惯南方气候，纷纷生病，战斗力下降作为一条明显的理由。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说，周瑜、程普跟刘备同时并进，与曹操在赤壁相遇：“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明确交待曹操兵士不习南方气候，中“疫”而死的现象比较严重。《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也有相同的记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看来曹操兵将吏士中的很多人，不习惯南方气候，生病死亡，确实是曹操当年兵败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
有关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的原因，船山，还有孔明两位，甚至还有更多后世的研究者们，都认为北方人不习惯水上作战，而曹操却以水战的方式对付东吴，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对的，但是怎样才能不在水上作战呢？难道只有就此取消对东吴的征讨，划江而治，永远这样搁置下去这样一条道路吗？
咱们现在不妨试着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想一下，人家在江南，他在江北，他要是不跟东吴首先进行水战，难道他会飞到江南去吗？重要的问题，其实就在这里。
曹操既得荆州，过江已经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不进行陆地战，非要在水上争高低哪？
如果直接直接抄近路，试图从蒲圻或者武汉、江陵一带登岸，这些地方虽然对于江东地区而言，虽然距离统治中心地区距离相对近了很多，可是防守的力度也大，获胜的可能性极小。
从荆州直接渡江，顺势接管南岸附近地区。接下去沿着江南向东，直接在陆地上向东推进，可行性至少比从武汉一带直接渡江难度小得多。但是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湖南岳阳一带，而且还要横过湘江，再向东推进。到武汉，还有不短的距离。曹操如果从荆州地区登岸陆战，顺利推进到岳阳以东到武汉地区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之后如果继续向东推进，直逼东吴统治中心地带，获得彻底胜利的可能性一样极其微小。
可是曹操却可以选择从荆州渡江向南推进，而不直接向东进军。这样就可以轻易占得整个湖南，将东吴牢牢压迫在武汉以东地区，同时也彻底阻断了刘备进入四川的可能性。
按照《后汉书•郡国志》的说法，荆州当时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和长沙郡，共七个郡。刘琮既将荆州全部拱手让给曹操，就等于七个郡的主宰权都在曹操手里。尽管实际上曹操当时只掌握了南阳郡和南郡，其它五个郡，江夏郡在刘琦手里，在武汉附近，是从北面近距离通往东吴的必经之路。湖南四郡，从岭北的郴州向北，一直到洞庭、长江，名义上虽被刘琮让给了曹操，但却都各自为政，不过都因力量单薄而瞻前顾后，左右摇摆不定，正在观望之中。曹操一旦进军湖南，四郡就会乖乖献土，就算有抵御，也是鸡公斗母狐，送死而已。
而远在四川的刘璋，本既无能之辈，只要曹操先平定西凉马超、韩遂，进而取下汉中张鲁，然后从北面和东面两路进军四川，益州轻易就会到手。这也是后来宋太祖平定四川的胜利路线。如果曹操能够先占湖南，那么东吴跟刘备就会被挤压在武汉以东的地区里，两马同槽，刘备、孙权两雄，谁能久居谁下？他们的联合，一定会出现巨大缝隙，不会坚持太久。东吴肯定会在暂时缓解掉来自曹操的压力之后，解决刘备，或者刘备彻底投降东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再是三国，而是两国了。就算能够继续联合，也只是那样一点地方，待曹操把四川拿到手之后，整个武汉以东地区，无论如何都不会坚持超过五十年。当然这是假设，假设曹操按照这样的方案，在临终之前，还是没有解决掉东吴和刘备，那么他们或许还可以在曹操死后大举西进，抢占湖南、四川，那就将又是另外一种格局。
是曹操没有想到这样的路径，还是因为这样的战法，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曹操有没有这个耐性，那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火烧赤壁
大约是曹操心里等不及，急了！由于心急，曹操犯了一个很大的军事错误。
当然，曹操最大的军事错误，不在于他没有采取陆地侵蚀的做法，而在于就不应该先去攻打东吴，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就是他果真率领一百万大军，同样没有用。如果曹操果真采取了先从荆州过江，渐渐向东推进的战法，东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全民皆兵的景象。只要曹操稍不留神，随时还会一败涂地。这就是孙氏父子，尤其是孙策、孙权兄弟的厉害，他们真正是得民心者。他们通过自己礼贤下士，善待兵将的诚恳用心，赢得了江南人民的由衷爱戴。东吴当时的吏士兵民，几乎可以达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程度。曹操就是能够获胜，也得花相当长、相当长的时间，三年五年肯定没指望，十年八年也根本不能得手。曹操要想获胜，得等到孙权死后，可惜他没有活过孙权，连刘备也没活过。
打仗，不仅是武器、兵力、粮食，还有战略和战术的问题，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里，民心向背，甚至更加至关重要。在那样的时代里，战争的胜利与否，很多时候都得在近距离的肉搏战中见分晓。百姓不支持，再强大的军队，也会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要是兵民真能万众一心，力量弱小，也能在持久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曹操太过自傲，心里焦急，导致了赤壁之战的彻底失败。不过就算没有赤壁之战，曹操在当时一样没有统一全境的可能性。东吴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全无缝隙可钻。对于这一点，曹操和他的众多谋士们，并没有加以认真考虑。这不是作为军事军的失误，是作为政治家的失误。从这一点看来，曹操作为政治家，还是不够杰出。
赤壁之战，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次十分重大的战役，也是严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次重大的战役。赤壁之战结束之后不久，刘备率先抢占湖南四郡，然后转头向西拿下四川（益州），三国鼎立局面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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