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和齐梁的两次禅代
47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日辛卯，《宋书·顺帝纪》在这一天只记下八个字：“天禄永终，禅位于齐。”年仅十二岁的宋顺帝刘準不会明白禅位的全部意义，但也知道这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情。他在宫里藏到第二日壬辰，齐王的心腹将领王敬则带兵进宫，太后情急之下亲自带着太监搜宫找出了皇帝，皇帝又急又怒又怕，抽刀杀死一个黄门侍郎。这些混乱挡不住刻不容缓的逊位仪式。皇帝临轩，百僚陪位，策命齐王为皇帝的策文被朗声宣读：“仰鉴玄情，俯察群望，敬禅神器，授帝位于尔躬。”而后应当由侍中解去宋帝的玺绶，再交给宋帝的使者——当时的安排，是司空禇渊兼太保、守尚书令王僧虔兼太尉——准备呈奉给新皇帝。传诏到省，请当日在职的侍中来完成解玺绶的仪式，这位侍中谢朏——正是“王谢”之谢——是个有傲骨的人，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引枕高卧。为了避免麻烦，只好改让“王谢”的另一家代表王俭临时担任侍中，完成了仪式。然后，宋顺帝“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当他还迷迷糊糊地问左右侍从“今日何不奏鼓吹”时，“逊位”的仪式圆满完成。两天后，齐王萧道成在百官几次三番的恳请之下，在南郊登坛受禅，是为齐太祖高皇帝。
二十四年后，萧道成的侄孙，以荆州刺史、南康王身份被推立为帝的萧宝融，在姑孰下诏“今便敬禅于梁，即安姑熟，依唐虞、晋宋故事”。五天后，在建康的宣德太后又令曰：“西诏至，帝宪章前代，敬禅神器于梁。明可临轩遣使，恭授玺绂。未亡人便归于别宫。”502年4月26日，农历四月初四，如太后令的安排，齐和帝发出授帝位于梁王的策书、玺书，遣兼太保王亮、兼太尉王志奉皇帝玺绶诣梁王宫。再经过一番推让，四天后，梁王萧衍于建康南郊登坛受禅，是为梁高祖武皇帝。
清代的帝玺。此方是清代诏令文书中使用最频繁的宝玺，栴檀香木盘龙纽，印文为“皇帝之宝”。
史书帝纪中关于禅让的文辞
宋齐和齐梁的两次禅代，各见于《南齐书》相应的帝纪。汉魏晋南北朝诸政权传递的特征是禅让，除了北魏外，其他政权都是通过这一方式传承的。清人赵翼注意到，中古各王朝的正史对禅让过程的记载，基本沿袭陈寿《三国志》开立的体例：“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
所谓“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是指从权臣到禅让的几个标志性的步骤：先是进位相国、封十郡公、加九锡；然后进公为王，增封十郡；然后建天子旌旗，舆服礼制等都向天子看齐；接下来才是禅让；新帝接受禅让以后，会在南郊即位，登坛告天。赵翼提到的“赐剑履”，或许是建天子旌旗的误书，如果确实是指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一系列礼遇的话，则一般要在封十郡公加九锡以前了，能得到这一系列礼遇的人，相对还要多些，未必最后都会登上天子之位。相比之下，加九锡和封国公是更明确的标志，这时所封的公国号，不久后会变成王国号，然后会变成禅让之后新朝代的国号，魏晋宋齐梁陈，以及北方的周齐隋唐，都是这么来的。
魏晋南北朝主要政权禅让关系
从陈寿《三国志》开始，各王朝史书都会在开国皇帝的帝纪里记录上述关于禅让的一系列过程，还会收录相应的诏策，形成了一种体例。不过《三国志》只收录了九锡策文一篇、禅位策文一篇，而南朝几史收录的文辞篇数要有两三倍，每篇的字数也越来越多。赵翼对南朝史书不厌其烦地抄录这些文辞很反感，称之为“芜词”。今天的《晋书》虽然是唐朝人编纂的，但其中收录的禅位相关文笔数量、长度都很有节制，应该还是魏晋旧传统。刘宋文帝时裴松之注《三国志》，可能给这种繁芜的取向开了头。
诸帝史纪所录禅让相关文笔
一般来说，帝纪的体例是总录大事概要，其中出现的诏书基本都是简短节引。尽管开国帝王的本纪体例稍有变化——在他们登上皇帝之位以前的部分，实际上是采用了列传形式——但鉴于帝纪相当有限的篇幅，长篇收录文辞依然应该是谨慎的。但多数史书帝纪中关于禅让的这些文辞恐怕都是全篇照录，这就使它们在记载中显得极为突出。
史家记载为后代读者营造的氛围，跟这些文辞在当时人心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应的。据说东晋的王珣曾梦到有人送给他一根“如椽”的大笔，醒了以后他对人说：“此当有大手笔事。”果然，不久后皇帝驾崩，王珣起草了哀策谥议。中古时期，重要的文诰要由最出色的文人撰写，每朝每代都有这样几位国宝级的御用文人。皇帝的哀策谥议已属“大手笔”，而禅让前后的文诰更稀有、更敏感、更肃穆。《南齐书·王俭传》载：“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褚渊唯为禅诏文，使俭参治之。”大典就是指宋齐的禅代，这段话的语气，颇有种王俭在执笔禅让诸文笔的竞争中胜出的感觉，一切礼仪诏策“皆出于俭”，禇渊只写了禅让诏文，而且还是在王俭的协同之下。南朝最后的梁陈禅让，御用文人是徐陵：“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禅让系列文笔尤其是九锡文，成了确立徐陵“一代文宗”地位的代表作。不过这类文笔的撰作不仅是光荣的使命和机遇，也有巨大的风险。西晋的著名文学家陆机，曾卷入八王之乱的斗争，为赵王伦作过九锡文和禅位诏策。赵王伦失败后，新上台的齐王冏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只是根据陆机当时的官职和他的文学地位，怀疑他参与了这些撰作活动，就差点将他置之死地。
禅让系列文笔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地位？由最负盛名的文人撰写的诏策，无疑在体势文采上臻于极致，并由此呈现出庄重神圣的仪式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笔并不只是老生常谈的具文，还要实质性地总结受诏策者的功业，表达出新王朝对新旧交替期的历史的基本定位。通过这两个方面，它们承载了新王朝的合法性。在这一系列文笔中，最重要的大概是九锡文。九锡被称为“殊礼”，非人臣所期，是通往禅让的一个关键信号，所以在这一策文中要全面总结受九锡者的不世之功。东晋权臣桓温有心篡位又不巧病重，在病中暗讽朝廷给他加九锡之礼，当时令袁宏草拟九锡策文。宰相谢安为了阻止桓温，又无力正面对抗，便不断给袁宏的草稿提出修改意见，一直拖到桓温病逝。从这件事里，能感受到赐九锡的特别意义。而谢安的拖拉虽然别有用意，但像《九锡文》这样的文笔需要不断修改，极为郑重，应该也是正常的现象。
中古纪传体史书中记载的禅让仪式
与禅代相关的策文、九锡文等，都是模拟《尚书》中的诰命文字。周代的这类策命文，除了借由经书流传于后，还会被周人铭于青铜礼器之上，今天我们还能见到不少。不过周代青铜器上的策命铭文不仅仅包括策文本身，还包括了对整个策命仪式的记录，即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及执行各步骤仪节的具体过程。把目光跳转到后世，唐宋以来的“书仪”也往往既收录吉凶礼仪中的各类文章的范文，也记录礼节仪式乃至宴会座次、亲属称谓、五服图示等等。可见，记载礼仪并不仅仅意味着收录文辞，还可以有其他视角，尤其是对仪式的记录。
那么，中古的纪传体史书对禅让的仪式记载如何？
首先要说明，虽然从封国公、建台开始就可以纳入广义的禅代进程中了，不过专属于禅让的“仪式”应该始于前朝皇帝发布禅位诏书，至新皇帝正式即位为止。这里，我们只看这一进程中的各步仪式。纪传史中，“礼志”（或称“礼仪志”）是专门用来记载各种礼仪的仪节及百官的相关讨论的，但中古诸史只有最后的《隋书》在《礼志》内正面记录了周隋禅代仪式，其他史志或者仅仅在记载议正朔服色、议郊祀礼等问题时偶尔涉及禅让，或者根本只字不及。帝纪、列传中虽然也能见到一些关于禅让的事情，但管窥蠡测，对全面了解整个禅让的礼仪过程远不足够。所以，本文开头描述的宋齐、齐梁两次禅代的具体情形，是笔者根据《续汉书·礼仪志》所载东汉时期册封皇后的仪式、《隋书·礼志》所载的周隋禅代的仪式，以及其他南朝禅代的零碎记载推测复原的，未必完全准确。
东汉武梁祠画像，表现齐宣王付印绶与无盐女，拜之为后的场景，齐王所捧绶带清晰可见
《南齐书》诸志非常简短，对仪式的记载容或有缺，《宋书·礼志》占了五卷篇幅，所载仪式仪节很多，何以还是没有禅让仪式呢？从《宋书·礼志》多有“官有其注”之语来看，其中所载具体仪节大概都是摘录当时相关机构所藏的《仪注》而来。那么，我们首先应该看看禅让仪注的情况。《南齐书》帝纪记宋齐禅让时说：
尚书右仆射王俭奏：“被宋诏逊位。臣等参议，宜克日舆驾受禅，撰立仪注。”太祖乃许焉。
在宋顺帝发诏宣布禅让后，官员们就此进行集议，认为要择日举行受禅仪式，并撰立仪注，王俭将集议的结果上奏给禅让的对象齐王萧道成。从形势上说，宋齐禅让早是板上钉钉的事，集议、上奏、请立仪注云云，只是走个过场，履行行政程序，所以这个禅让步骤经常被史书略去。在记载最为丰富的汉魏禅代的例子里，也能见到这一步骤，裴注引《献帝传》载朝臣最后一份敦劝曹丕受命的上表最后说：
臣辄下太史令择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坛受命，请诏三公群卿，具条礼仪别奏。
以上宋齐和汉魏禅让时的两份上奏文，都提到了一个细节，即禅位仪式的“仪注”（也就是类似典礼台本的东西）是在典礼举行前夕制定的。
从《宋书·礼志》来看，至少在刘宋，还有许多礼仪预先并无仪注，要到准备举行此礼时才撰定。例如《宋书·礼志》在记载皇帝亲耕籍田的礼仪时说，当时只能看到东晋元帝和哀帝准备举行此礼时官员上奏的仪注，以及裴宪为后赵所定的籍田仪注，都不是很详细得当。从那以后，此礼停废多时，到宋文帝元嘉二十年才决定恢复，并命令何承天撰定仪注。恰好当时一位叫山谦之的史学生已经私下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便参考他的成果，撰立仪注，准备举行典礼。
从东晋哀帝到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中间有八十来年未曾进行过籍田礼。很容易理解，恢复此礼之前需要汇集多方资料，斟酌参定仪注。不过，即便是一直不断举行的典礼，也需要在每次行礼之前特别撰立本次的仪注，大概就像无论春晚进行过多少届，但每届也都需要有自己的台本。一方面，一些细节可能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另一方面，诸多仪式的仪节还在不断修订中，中古正史《礼志》的很多记载都反映了修订讨论的情况。汉魏以来的各朝，还不断编纂礼仪汇典，其中也包括对仪式仪节的规定。
《晋书·礼志》说“（曹魏）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晋礼》有一百六十五卷，十五万余言，到了东晋又有刁协、荀崧“补缉旧文”，蔡谟“修辑朝故”，这些都被刘宋继承下来。南齐又有大规模编纂礼典的动议，到梁初，编成《五礼仪注》千余卷，各种礼仪的仪式应该都有颇为严密的规定了。不过这依然不能代替在每次举行之前特别撰立仪注的工作，只能是作为这一工作的保障。总而言之，每次仪式的举行，都有专属的仪注，其作用是前代已经实践之仪注或礼书记载所不能取代的。王俭在宋齐禅代之际请求“撰立仪注”，就是指这种在仪式举行之前特别撰立的仪注。
魏黄初元年《受禅表》碑额拓片
撰立禅让仪注，可能有哪些参照呢？一朝的大型礼书中，恐怕不会有“禅让礼”这一项。因为礼书的记载是为了给将来举行的礼仪制定规范，而禅让是不可能被期待的礼仪。对已经实践的仪注故事的收集、保存，同样有作为将来参考的意义，所以前朝禅让仪注的保存面临同样障碍。因此，当时隔多年再次举行禅让仪式时，礼书的记载和前朝禅让仪注大概都很难成为参考。而这两类资料也是正史“礼志”记载礼仪最为依赖的，这可能是它们大多不载禅让仪式的一个原因。
唯一适于记载禅让仪式的角度，似乎就是将它作为昭示我朝正统的史事记录在“礼志”中。不过即便这种记载，也是直到《隋书·礼志》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隋志》记载一般礼仪几乎都使用仪注体，但关于禅让礼仪，却变通地将之落实于周隋禅让的具体人物、事件中，也印证了禅让不宜有仪注流传的推测。
于是，中古的历次禅让往往要在摸索中进行。《王俭传》说“时大典将行，俭为佐命，礼仪诏策，皆出于俭”，大概不仅禅让相关诏策，禅让仪式的仪注也是由王俭负责的。《陈书·刘师知传》：“是时兵乱之后，礼仪多阙，高祖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并师知所定焉。”陈霸先受九锡礼、受禅礼的仪注都是刘师知撰定。不过，即便有深谙礼仪的学者参定，毕竟缺少现成的前朝仪注参考，又无法演习，要保证这样规模颇大的仪式万无一失，也有相当难度。
禅让礼仪有几个主要的环节：皇帝临轩解玺绶，太尉太保奉策、奉玺绶与百官劝进，新皇帝登郊坛受策书玺绶，柴燎告天。多数环节与册封、郊祀礼仪接近，还比较好办，而一些禅让特有的环节就容易出现纰漏。
据说，桓玄在受晋禅时，由于仪注的疏忽，典礼中忘称万岁，又忘记更换晋的讳榜。桓玄的夺位也经过了长时间酝酿，虽然不在建康进行，而是百官到姑孰敦劝，但既然百官都已前来，不可能不尽力准备。而且为了禅位仪式，还专门在姑孰城南七里筑起了郊坛，说明时间并不十分紧迫。而桓玄受禅时出现失误的环节，显然都是只有禅代时才需要出现的环节。然则仪注的疏忽，恐怕就是由于没有其他禅让仪注可以参考，因此事先未能想到。因为桓玄的政权很快被推翻，晋安帝复位，他的受禅仪式上的纰漏便被记录在史书中。而那些成功巩固了政权的受禅者，他们的受禅仪式即使出现问题，大概也很难在史书中有所体现了。本文开头呈现的宋齐禅让的一些细节，其实也透露出仪式过程受到不少打扰。毕竟禅让不是单纯的礼仪，还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意味在其中。
这样，似乎不得不承认，禅让的仪式性意义或许并不那么突出。学者也通常认为，汉魏以下的国家祭祀是以郊祀礼为中心，郊祀也是确认皇帝权力的最重要礼仪。禅让的仪节由于微妙的原因不适合大事宣传，而史家长期以来也并不很重视禅让过程的历史记录。流传于后的，主要还是禅让过程中的各种文笔。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开启了中古禅让之路的魏文帝曹丕，在完成了繁缛的禅让过程的最后一项典礼时，忍不住对大臣们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魏氏春秋》所记的这个哏，妙得滴水不漏，因为这话正着、反着都能说通。“吾知之矣”，既可以理解成“尧舜禹禅让原来是这样的盛德之事啊，我终于知道了”，也可以理解成“尧舜禹禅让也就是这么个把戏，我总算知道了”。
“焦头烂额的舜”（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武梁祠画像石）
如上所言，中古的历次禅让，大多对相关文笔的重视超过了禅让礼仪。仪式是对权力、地位、关系等的确认，而文字则更有种苦口婆心的劝说作用。文笔的典正弘辨和仪式的临事随宜，是当时社会对所谓“唐虞故事”的禅让的基本态度的折射，人们很明白这只是改朝换代的一种托词，在道德观念上，忠于所事、抵制禅让一直是毋庸置疑的。
曹丕受禅后模棱两可的“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到了西晋司马炎受禅后就变成了宗室尊长“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的直白揭露。宋顺帝乘着画轮车永远地离开皇宫时，老臣王琨扒着车后的獭尾恸哭说：“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因为王琨早年还经历了晋宋的一次禅让，所以称为“频见”。他的哭诉，引得百官也都泣如雨下。在这次禅让中，以司空兼太保负责向齐王萧道成奉送玺绶的禇渊，也被堂弟当着满屋宾朋，说他因此而获得的“功劳”和升迁是“门户不幸”，不如早点死了，还能做个真名士。可见，尽管有着“禅让”的外衣，但舆论还是有与其身事二朝、不如早死的期望。不过，这种死亡又往往不是指为前朝死节，而是只与个人生命相关的“不寿”。
萧子显在《南齐书·禇渊传》的末尾说，禇渊和袁粲都受宋明帝的顾托，而袁粲为刘宋死节，禇渊投奔新朝，“世之非责渊者众矣”。为此他发了很长一段议论，大体认为从曹魏开始，国祚短促，王朝与臣子的恩义并不稳固，皇帝虽然换了姓，大臣往往没什么变化，所谓“君臣之节”，渐渐成了虚名，高门大族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对国家没有什么感情。禇渊在宋明帝时被重用，并非明帝的恩典，而是出于民望，他的弃宋投齐，也不过是顺从民望的选择，何苦一定要他以死殉国。
萧子显作《南齐书》，也是在齐梁禅代后不久，因此对禅代问题，大概难免有通达视之的倾向。不过他的议论也不无道理，毕竟绝大多数士人，包括很多责难着禇渊的人，也并没有为禅代付出什么代价。对他们来说，君主、朝廷，都有种疏离感，面对频繁的改朝换代，大概有“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心情，即使心中有对忠义节操的不安，也只能归结为“以寿为戚”。禅让，尽管人们都知道它是个骗局，却又都默契地安于它的保护，“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除了皇帝要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之外，又有什么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