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及中宗朝时期，政坛上出现了一批辅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特殊女官群体。该群体由武则天执政的实际需求而产生，参政权力来源于女皇，并在武周朝呈现出一定的扩大趋势。

然而，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并不是在女官制度之外形成的独立系统，在制度上还相当不完善，其权力亦受到武则天严格控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武则天退位后，参政女官大多离开宫廷、放还初业，该群体亦随之走向解散。

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产生的原因

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的产生，与武则天以女主身份执政直接相关，受女主执政时期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女官参政现象却并非始于武周，而是至少在三国曹魏时己经出现。

女官参政的现象，最早出现于曹魏时期。《三国志》注引《魏略》载，魏明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说明魏明帝时，女尚书有协助皇帝处理行政文书的职能。

而“女尚书”这一女官称谓，在东汉时己经存在。《后汉书 陈蕃传》中，记录了陈蕃的《上窦太后疏》，疏云：“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飒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

其中女尚书赵夫人指的是桓帝乳母赵娆，根据赵夫人“谄事太后”的行为，可以推断此职应为后宫较受宠信的内职，但其具体职责尚不能确定。

据此可知，东汉时期作为内职女官的“女尚书”一职，在曹魏明帝时被授予协助皇帝处理外朝奏事的职能，此举可以视为女官参政现象之发端。

女尚书”位列“女职”第三等，品级并不算高，但墓志资料显示，曾任女尚书一职的女性，具有博学通达、富有文才的素质。据此可以大致推断，女尚书很可能在后宫负责与文字记录、礼仪顾问等方面相关的工作。《魏故御作女尚书冯女郎之志》的墓主冯迎男，“博达坟典，手不释卷。

聪颖洞鉴，朋中独异”，十五岁时蒙授女尚书，曾“干涉王务，贞廉两存，称莅女功，名烈俱备”？。结合墓志上下文对冯迎男的褒奖之辞可知，“千涉王务”在此并不是“干政”之意，而是与曹魏时期女尚书“典省外奏事”的职务类似，承担协助皇帝处理前朝官员奏事的职责。

除冯迎男外，在北魏担任过女尚书一职的还有王僧男。《女尚书王氏讳僧男墓志》中，称王氏“惠性敏悟，日诵千言，听受训诂，一闻持晓。官由行陟，超升女尚书，秩班品三。”

但根据墓志所载，王僧男担任女尚书期间，职责范围主要在于服务后宫，“能记释娘嫱，接进有序，克当乾心”，负责安排和记录妃嫔觐见皇帝的事务，并没有“干涉王务”等参政行为。

王僧男墓志中不书其作为女尚书的参政经历，说明北魏时期女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文书的职责，可能并未形成定制，偶有女尚书冯迎男“干涉王务”的行为，也只是依循曹魏传统的少数情况。

北魏女官系统中，女侍中和女史亦挑选有文才和学识的女性担任，负责处理后宫文书和文字记录工作，同时为后宫典礼、礼仪等事宜提供建议和咨询。

此外，女侍中多由宗室、功臣、外戚家族女子担任，甚至成为了北魏贵族身份的象征。在北魏常以太后临朝的政治传统下，女侍中、女史等女官很可能起着沟通内外朝的作用.

但从传世和墓志资料中看，女侍中和女史的职责依旧是“典内事”，活动范围也以内宫为主，其参与外朝政务的程度和影响应该比较有限。

从传世文献中看，太宗本人也的确比较信任品秩较高的宫官，宰相杜如晦、高士廉卒后，太宗都曾敕尚宫前往其家进行慰问、吊祭。

尽管太宗相对比较重视女官能够发挥的作用，令其参与了一些职责以外的事务，但此类女官数量十分有限，有机会接触到政务的也仅有郝氏一人，可见此时女官参政的现象仍只是少数特例。

综上，女官参政的现象出现于曹魏时期，在北魏常以太后临朝的历史背景下时有发生，唐太宗时，亦有女官深得信任而得以参与朝政。

但这些参政的女官数量比较有限，尚未形成定制和规模，具体工作执掌并不明确，其参政职责也未能发展成为固定职权。

因此，曹魏、北朝及太宗时期的女官参政现象，只是根据执政者需要而产生的个别行为。但该现象无疑对武周朝女官参政的现象有所影响，为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

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繁巨的日常行政工作，使武则天亟需有能力的官员辅助其处理政事。女主与女官本无性别差异，又无内外之别，对于武则天来说，启用一批有才能学识的女性作为女官，在内廷侍奉左右、辅助行政，比宣召男性官员进入禁中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自在和便捷，更能满足其在内宫随时处理政务的需要。

此外，女官群体身处禁中，直接奉武则天之命行事，与外朝官员的接触非常有限，很难与外朝势力相互勾结，有利于在政务工作环节中，高效、迅速地落实其意旨。总之，武则天提高行政效率的实际政治需要，是促使参政女官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虽然女官参政的现象自曹魏时就已出现，但女性参政在制度上并不具备合法性，因此只能作为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策，难以形成规模。

武则天上台后，皇权性别的改变，无疑为女性政治活动打开了“制度通道”，使女官参政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因此，女官参政有个别现象，形成了武周朝的“参政女官群体”，拥有了比较固定的职权，与内官、宫官的工作职责和性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

曹魏至唐代女官参政现象的渊源，构成了武周朝参政女官产生的背景；武则天实际的政治需求，则直接促成了参政女官群体的出现。

同时，武则天独掌朝政的权威，使得其征召参政女官的行为并没有遭受阻力。以上因素，共同构成了武周朝参政女官群体的产生条件，使得武周朝女官参政的规模和程度较前代均有所加强，参政女官拥有了与其他女官截然不同的职权范围。

武周朝参政女官权力有多大

1、司马慎微之妻李氏

司马慎微妻子李氏，是武周朝参政女官中，参政经历和工作职责最为清楚的一位。司马慎微本人仕途十分平淡，仅官至梓州通泉县尉，卒于调露二年（６８０），时年四十八岁。但司马慎微之妻李氏，却在其死后迎来了不同的人生际遇。

按墓志所载，李氏“曹大家之词赋，誉重寰中；卫恭姜之志节，名流海内”＇不仅颇具文学才华，而且因文才享有良好的口碑和声誉。然而，真正使李氏命运转折的关键因素，却与武则天称帝的背景密切相关。

《司马慎微墓志》中有言，“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颖（颍）川郡王载德诣辟召侍奉”李氏作为享誉地方的才妇，正是由此次召辟进入宫中，进而为武后所用。

从时间线索来看，年号“载初”的应用时间是公元６８９年１１月至６９０年８月，此时正是武则天称帝的之前半年。就载初年间的政治环境而言，武后此时己大权独揽，为称帝做着最后的准备，可以根据个人政治需要，公开征召和选拔“女史”，将其纳入宫廷行政队伍当中。

根据《司马慎微墓志》所载，李氏入宫后颇受重用，被委以草诏制敕的职务，“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所作。”武周朝国运十五年间，大多数诏敕均出自李氏之手，其辞不免有谀美墓主的夸张成份，但说明李氏应该在政务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草诏制敕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按照皇帝意旨撰写行政文书，代表皇帝旨意发布“王言”，是政务运行中非常重要工作环节。与朝廷其他官员相比，执掌草诏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甚为紧密，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机要政务，有时还参与商议政事，充当顾问侍从的角色。

武则天执政以前，此项工作均由皇帝信任的男性官员承担，从未有过女性执掌草诏的先例。Ｔ墓志中虽然并未显示出李氏有参议政事的行为，但执掌草诏的工作内容，己显示出了其作为武周朝参政女官的特殊身份。按墓志所载内容，李氏参与外朝行政事务的事实确定无疑。

据此可以推知，武则天“求诸女史”的行为目的相当明确，即召辟一批富有才学的女性辅佐朝政，

以满足日常行政工作之需。问题在于，李氏是以何种身份名位履行参政职责的呢？墓志称“女史”是武则天征召参政女官的名目，因此“女史”词需要重点加以分析。女史是内宫女官的官职名称之一，史籍中对此职的记载始见于《周礼》.

其职责为掌王后之礼，同时执掌内宫书记，通常由德才兼备、通晓礼仪和文书的女性担任汉魏西晋时期，女史的职能与《周礼》记载差别不大，其主要活动围绕皇后妃嫔开展，在后宫的地位并不高。南朝带有女史称谓的女官名目繁多，其职责亦限于负责内宫各项事宜。

唐代初年，女史被纳入宫官系统，六尚二十四司下皆设女史，主要负责掌执各司的内宫文书，但唐代女史并没有品级，属于女官中的“流外之官”，因此地位较低。

从工作内容来看，虽然历史上女官系统中的女史，都从事着与文字记录相关的工作，但执事范围仅限子内宫，品级地位并不出众。

而载初年间由武后征辟的“女史”，可以承担一定的政治职能，显然与从事后宫服务工作的女史指涉不同。然而，考虑到墓志措辞的文学化特点，《司马慎微墓志》中的“女史”一词，也很有可能是对富有才识女性的泛称。

综上，武则天敕令招募的“女史”，极有可能是一种参政女官的专有名目；也有可能是将参政女官暂时委以宫官女史之名；还有可能是仅是对才女的褒誉之辞。

由于材料有限，武周朝是否出现了一种区别于宫官女史、专指参政女官的“女史”称谓，目前尚不能定论；但武则天曾招募才妇入宫辅佐政务，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从墓志资料看，在载初年间被以“女史”名义召入宫中的女性，并非仅有李氏一人。

2、殷履直之妻颜氏

颜真卿祖辈、殷履直之妻颜氏，亦在武则天称帝之前因才学被征辟入宫。根据记载，颜氏（殷夫人）出身名门，是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玄孙，初唐秦王府记室颜思馋的曾孙，拥有渊博的经史知识，所谓“精究国史，博通礼经，问无不知.

德无备琅琊颜氏一族，兴起魏，凭借文化显名立身、跻身十族，东北朝至初康时期逐渐兴盛，发展成为以文化著称的世家，颜延之、颜之推、颜师古等名士大儒皆出其门。颜氏良好的学识修养，应该与其家族的文化风气浸染有直接关系。颜氏神道碑中，还有“其在家也，九族仰其壶仪；

其移天也，六姻赖其任恤”的记载，说明其出嫁前后，均因才华享誉宗族。颜氏既出身文化名门，又在家族中具有声誉，可知其应该是地方上颇具名气的才女。

叙述颜氏的文学才华和声名之后，神道碑紧接着记载了其被武则天征召入宫的经历，称“天后当宁，旁求女史。太夫人殷氏，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选，召置左右，不遑顾复。”

根据以上文字，可以明确颜氏是凭借“彤管之才”，满足了武则天招募女史之选，因此得以进入宫廷。神道碑文中“天后当宁，旁求女史”的内容，与《司马慎微墓志》中“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的记载几乎完全吻合，二者所指应是同一事件。

换言之，殷夫人颜氏与司马慎微之妻李氏，应该同于载初年间,被武则天召入宫中。而两人皆具有才识过人、颇具声誉的特点，则正是其被招募入宫的共同原因。

虽然《颜君神道碣铭》中，并没有叙述颜氏入宫后具体执掌之务，但结合司马慎微之妻李氏的经历、颜氏本人的学识、以及武则天的执政需要来费，殷夫人的工作内容应该不同子－般女官，而足作为专门辟用的参政女宵，承拘着辅助武则天处理政务的职贵。

值得注怠的足，《颜祌道碣铭》与《司马愤微墓志》写作时间朴丨去较远，却均以“求诸女史”作为颜氏、李氏的入宫背景，说明两篇文章中有关“女史”的表述，可能并非墓志写作者笔下泛指才女的巧合，而正是武则天征召才妇入宫时的真实名目。

笔苕据此认为，“女史”一词，在武则天称帝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一定程度介入政治的总义，与隶厲宮打系统的女史相比，武则天执政时期足否形成独立的参政女灯系统，“女史”足否为该系统内参政女贷的专称，前还难以确定，只能冇赖更多出资料来进一步证明。

武则天临朝执政后，为满足实际政治需要，从宫廷和地方内选拔了一批才妇作为参政女官，辅佐其处理日常政务。然而“轩宫多事”？，朝廷行政事务相当繁杂，仅草诏文书一项，外朝便设有中书舍人六人，自高袓以来，皇帝还会委任若干近臣分值此事，由此可见政务工作量之巨大。

为了与朝中繁巨的政务工作相适应，武周朝参政女官的需求应该亦不在少数。以征召为主的方式“求诸女史”，未必能满足武则天日常政务需要。换言之，武周朝应该有教育、训练宫廷女性，使其尽快成长并具备参政素质的迫切需求。

从武周朝内文馆的扩张情况，便可以了解到武后为提高宫廷女性素质进行的尝试，为参政女官群体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尽管资料尚不够充分，本文仍大胆推测，武周朝参政女性群体应当有所扩大。

内文学馆的扩张，主要表现在学士数量和教授内容的丰富上。

一方面，武则天执政之后，内教博士数量由一人扩充至十八人。据此可以推测，接受教育的宫人规模，应该亦以学士数量扩张的比例急剧增加。

另一方面，内文学馆的教授内容以武周朝为界有明显区别。根据宫人工作内容可以推断，武周朝以前，皇帝对宫人素质要求并不高，因此内文学馆所提供的大约只是为内宫行政庶务服务的的技术性训练。

如意元年（６９２）以后，内教博士的授课内容有了极大丰富，教授范围不仅囊括了经、史、子、集传统教育内容，还有书法、老庄、律令、筹算等诸多技艺，同时也注重培养宫人的文学才能。这一举措显然意在从各个方面提高宫人素质，使其在承担内宫事务的基础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武则天分担部分行政工作，满足其在内宫处理政务的需求。

武周朝内文学馆规模的急剧扩大，反映了武则天对于参政女官需求的增长；此一时期，内教博士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开设科目之广泛，皆达到空前的程度。

习艺馆的规模和质量，皆有利于提高宫人的文学才能和学识素养。武则天能够根据实际需求，从中挑选素质优异者，协助自己处理部分行政事务。总体来说，武周国柞十五年的时间里，武则天对宫人的文化教育给予了相当重视，内文学馆的规模和质量均有所提升，为参政女官群体规模的扩大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