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这四个字可以说是概括了整个封建王朝大部分人民的分类。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么分类呢，为什么古代人看不起商人呢？

今天大军就给大家讲讲这四个字的起源与后续古代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含义。

“士农工商，民之国石也”。这句话最早出自与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之口。

管仲打小就是齐国人，他是商贾出身。

为什么商贾出身的齐国宰相管仲会不顾及自己的出身而说出这样的话呢？

其实，管仲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于商人这个职业是没有带有歧视性的眼光的。

管仲说的士农工商这四种分类其实是，士兵、农民、工匠、商人。他把当时齐国人分成了这四个大类，在齐国国都按照这四种职业分类人群，把相同职业的人群聚集到一起，为了更好的管理。

管仲并没有歧视这四类其中任何一类，因为当时齐国商业极其发达，管仲也就算歧视也歧视不来。

齐国的土地位于现在的山东一部分和河北一部分，它在当时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临海。

在海边可以做什么？可以煮海盐啊，齐国可以不断地制造当时人们的必需品，盐，来进行贸易，交换他们齐国所需要的物资。

就这一个举动，就成了齐国位列春秋五霸之一的主要原因。

试想下，管仲怎么可能去歧视商人呢？

现在人们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含义就是按照阶级来排序和分类，认为所有古代人都是歧视商人的。

其实没有。

至少春秋战国时期没有。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就是依靠着商人吕不韦的奇货可居，才能坐稳他秦国的君主之位。

再往前看，商鞅变法中的商鞅，也是商人的后裔。

他也叫卫鞅，是当时的卫国人。卫国的首都就是朝歌，上古时期商朝的都城，后来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又任命纣王之子武庚继续统领朝歌子民。

再后来武庚发动叛乱被灭，周武王这才让平叛有功的弟弟康叔公在此建立卫国，成了第一任卫国国君。

当时整个卫国的子民都是商朝朝歌人，商朝最多的，就是商人。

从商朝到周再到春秋战国时期，中间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商人的没有受到过任何歧视，相反，有的时候商人还会受到普通民众的好感。

是商人，在那个交通极度不便的年代给他们带来了在本地根本就没法购买的货物，是商人，在那个天灾发生的年代给他们带来了救命的粮食，虽然说一定程度上商人有嫌疑是物以稀为贵，甚至是炒高粮食价格。

但是不可否认，如果没有商人的话，受灾的普通老百姓大部分都会饿死，哪还有命去嫌粮食的贵贱呢？

但是，为什么商人到后来就变成了贱籍的代名词了呢？

这得从汉武帝那会说起。

众所周知，汉武帝在位时期，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把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绽放光芒地法家、道家、墨家、兵家、纵横家、杂家以及阴阳家等这些学说通通都给放弃了。

从而大肆宣传儒家公羊派的思想大一统学说。

这在当时是有好处的，对于整个王朝的稳定来说还是有巨大贡献的。

这个思想大一统代表着什么含义？

大概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整个大汉天下是我刘彻的天下，天下的子民是我大汉王朝的子民，不是诸侯国的子民。

这个思想从侧面可以慢慢瓦解和消除当时的诸侯国给民众带来的思想上的洗脑。

汉武帝可以利用这一点把诸侯国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彻底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把分封制的乱象彻底抹除，让整个大汉子民从根本上只认他这个皇帝，而不是还要去认个诸侯国主。

但是这个制度在后期被有心人玩坏了。

独尊儒术的结果就是抬高了所有读书人，而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则全部变成了以儒生自居，再加上当时选官的察举制，就这样把官员和儒生甚至是读书人彻底地绑在了一起。

他们认为，做官就要读书，做官就要儒生出身才行，这样就无限地拔高了读书人的地位，这也就有了后来流传千古的一句诗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是，很恶心的是，当时的官僚们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很险恶地把管仲的那句士农工商给搬了出来，并且把其中代表士兵的士解释成了士卿的士。

这样，士农工商就开始了阶级分类，士就是这里面地位最高的存在。

可是，为什么那些士卿、士大夫甚至是后期的士绅要要把后面的三种分类这么一直延续下去呢？

这当然不是想当然，照着抄人家管仲的作业就行的。

农、工、商三种分类的排序含义大着呢。

农，是农耕文明特有的职业，他们依靠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世代流传。

农在这里有两个特点。

第一、农民的根在于土地，土地是不可移动的财产。

这也就证明了，农民想要安稳地获取食物，就必须依靠不动的土地，而土地不可移动，农民也就自然而然地不能移动了，不移动、不流通就代表着那些官员们管理的难度就要降低很多，他们认为农民是最好管理的职业。

只要吃饱穿暖，就能在当地扎根，世代繁衍下去，也不会到处流窜、溜达。为祸一方的几率也会大大降低，有便于一个王朝的统治。

第二、民以食为天。

在古代，不仅仅是民以食为天，很多时候，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是可以直接当做税费去缴纳的，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最主要的就是税收，没了这些稳定的税收，那么这个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所以封建王朝的管理者们就把农民看成了重中之重，才会把农民抬到了第二，仅次于士的地位。

工，泛指工匠。工匠是把一种或者多种原材料经过加工变换成成品用具以供人们使用的职业。

比如：铁匠，可以用铁矿石打造成铁制农具和兵器甲胄。

石匠，可以雕刻石碑。木匠、瓦匠可以建造房屋，裁缝可以制衣等。

他们的流通性要大于农民，甚至有时候出名的工匠还会满世界乱跑，因为出名之后有需要的人就多了，找他们做工的人自然也就多了。

还有，工匠做出来的物品有很多都不属于必需品（衣帽鞋除外）。

所以，工匠从重要程度来看还是要低于农民的，在古代，没吃的就一定会饿死，相反，没房子住没衣穿有可能会冻死，但就是这个一定和可能，让古人认为，工匠没有农民重要。

再加上流通性比较大，不太好管理，所以工匠被排在农民之后。

商人，泛指通过货物交易与贸易赚取差价从中获得利润的职业。

那么在古代，为什么会被人列为四大分类之末呢？

有两层原因。

第一、古代商人善于操弄人心。

这不是危言耸听。

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赵国认识了秦国留在那的质子异人，通过一番交流之后不仅鼓动了异人回国的决心，同时在两人逃回秦国之后还鼓动了秦国国君把他立为了储君。

这就是吕不韦奇货可居的由来。

他充分地利用了人性，把一个在当时可有可无的质子生生地拔高到了储君的地位，甚至到最后还成了国君。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间接地成就了秦始皇，因为如果没有他，秦始皇嬴政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能继承异人的王位，也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起点，更加不会那么容易地用武力去灭掉六国，统一天下。

商人可以用利益去诱惑人们，趋势人们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他去创造财富甚至是他想要的一切。

这就是诱之以利。

所以，吕不韦的事迹给了后来的那些王朝的管理层们一个警示，那就是商人地位不能拔高，必须压制下去，他们感觉到了商人的可怕。

他们觉得商人就是蛊惑人心，操弄人心的存在，认为这种事情一旦在王朝之中传开，那么就会对他们的统治地位造成极大的隐患。

有时候，他们觉得一个商人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甚至可以去动摇一个国家。

这就叫做富可敌国。

第二、自古财帛动人心。

在封建社会，管理层们就包含了皇帝所在的皇族和官员们所在的士大夫阶级。

他们是一个王朝最高的那一层统治者。

他们手中掌握权力，他们想要过那种高高在上的生活。

但是拥有权力却并不代表可以直接创造财富。

于是他们就盯上了商人们。

他们认为，商人可以以低价购买商品，转而以相对的高价卖给另外一个人，从中赚取一定的利润，这个利润就是他们想要的财富。

管理层们不懂为商之道，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懂，只要操控好商人就行。

所以，他们把商人列为最低等的职业，把商人打入了社会的底层之一，让那些商人们不得不因为没有保护而选择投靠到他们门下。

这，就叫做官商勾结。

古代的官商勾结并不是在同等地位的，古代的官可以全方位碾压商人，他们只需要商人去赚取更多的利润上交给他们作为他们优质生活的基础就行，至于商人的地位和死活这都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同时他们为了这种生活不被打断而刻意去贬低、斥责、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

他们不仅曲解了管仲“士农工商”的意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利用商人，奴役商人。

而且，古代的商人或者巨富，无一例外背后都有官场的背景存在，因为就他们商人的身份根本就保护不了他们的财产，在官员们面前这就是个待宰的活猪，什么时候缺钱了宰一刀便是。

商人做到一定大的程度想要不引起注意很难很难，古代人犯红眼病的多得是，假如你赚到钱了，人说不定转手就给你举报了，而举报带来的后果要么就是你携整个家产入到官员门下，要么就是等着被抄家灭族。

甚至有很多时候那些混得好的商人其实就是官员们本家的人或者是奴仆，他们就是一个在外经营的掌柜，真正掌舵的人就是背后的官员。

而那些商人们在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之后，其中很多都不惜全部身家也要在家里培养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希望自家的人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官员，反过来去保护自己的家族。

这也使得古代很多商人不惜斥巨资也要获得一个官身身份的原因，这里面的血泪只有他们自己知晓。

清朝的李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李卫当官》和《雍正王朝》播出之后，人们印象中的那个李卫就是一个乞丐或者混混出身。

其实历史上的李卫并不是乞丐或者混混，他出身于一个富人之家。

他是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由家里捐钱捐了一个员外郎，也就是候补官员。

当时捐了足足有一万两白银，折合成米价，按照现在的购买力来看，这一万两白银在六百万到一千万之间。

在清朝康熙年间，是可以用钱来捐官的，这确实是公然买官卖官无疑了，在当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这是给了商人一个机会，一个鱼跃龙门的机会。

李卫就是其中很幸运的一员。

到了雍正时期，李卫先是被雍正看中当了个云南盐驿道，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在短短地七年时间就成了直隶总督，封疆大吏。

这其中，雍正就看中了李卫的出身，认为李卫就是他最需要的那种人。

原因有二。

第一、李卫是商贾出身。

李卫对于经营之道特别擅长，雍正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他放到了云南盐驿道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主要的职责就是管盐。

古代的盐和粮食一样，是一个国家所有人民的必需品，人不能一天不吃饭不吃盐。

同理，盐代表着财富。经营盐，可以让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迅速壮大起来。

这种财富，被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收为了囊中之物。

他们把盐列为官营，严格控制着产销。

他们一边用盐来稳定天下万民，一边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

李卫就是用商人的眼光和手段为那个最需要钱的雍正赚取了巨额的财富。

云南盐驿道、布政使、两浙盐政使这都是李卫曾经待过的职位，个个都跟钱有关。

第二、还是因为李卫的出身。

雍正本就就是以一个孤臣的身份登基称帝的，他最恨的也是底下的臣子结党营私。

而李卫的身份就很好地让他也成为了一个孤臣。

李卫是商贾出身，家族里无时不刻地都在受到官僚阶级的打压。

他对那些欺压他们家族的官员们没有任何好感。

所以在他上任之后，一边利用自己商人的身份为雍正赚取财富，一边又不遗余力地打压任何敢于贪腐、欺压商人的官员们，甚至一度到了仇视所有官员的存在。

这，也是最多疑的雍正对他赞赏有加的原因，因为他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孤臣和能臣。

李卫的成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雍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商人从汉朝开始到清朝为止，一直都没有被世俗所正视。

官员们利用、役使商人来为他们获取财富，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他们说商人不事生产，是属于投机人物，是奸猾狡诈的表现。

百姓们信以为真，也处处地歧视商人。

直到整个社会、整个王朝都把商人排在了最低等的行列。

这，就是古代“士、农、工、商”的发展和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