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灭亡，许多人在网上感慨“崖山之后无中国”，体现出对宋朝灭亡的可悲可叹。同时也感叹蒙古人的勇猛，不愧是上帝之鞭。

很多人都归结为蒙古的军事力量强大。其实元军渡江之前，南宋尚有正规军队70余万人，以后又陆续招募了一些义勇兵，而元朝参加整个灭宋战争的军队只有30余万人。

从军队数量对比来看，宋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可很快就被元军击垮，这不仅有军事上的各种因素，还有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

（一）忽必烈安抚归附百姓

忽必烈即位之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逐渐将蒙古政权改造成为在中原立国的封建王朝。元朝的灭宋战争，从性质上讲，是封建王朝间的统一战争。

忽必烈在发起渡江作战之前，明确诏谕诸军将士：若彼界军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顺，与众来降，或别立奇功者，验等第官资迁擢。其所附军民，宜严敕将士毋得妄行杀掠，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赈给，令得存济。

以后又不断发布诏旨，命各地镇守官吏安抚归附百姓，“令农者就未，商者就塗，士庶缁黄，各安已业”，并且宣布免除宋朝的烦冗科差和杂税，表现出统一全国的意志和信心。

自唐朝安史之乱(755年)后，政权分立，分裂割据，战乱频仍，各族人民都希望实现全国统一，获得较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蒙古政权作为一支新兴力量，起而消灭腐败的分立政权，完成这些分立政权无法完成的大一统任务，是应历史前进需要而出现的。忽必烈的前人已为统一大业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他即位后只面临最后一位主要敌手，得以较快地完成统一事业。

（二）南宋的朝廷的内斗与官场腐败

南宋王朝虽然腐朽怯弱，可仍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富有作战经验和抗敌决心的将领也不乏其人。对元军的大举进攻，宋廷有所准备。

问题在于腐败的官僚政治必然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败。

贾似道、陈宜中等权臣当国，只知固位专宠，大敌当前，并不做认真地准备，极力排斥朝内臣僚提出的战守方略。

在两军对战之际，宋主兵大臣往往不是精心布置军队迎敌作战，而是热衷于遣使求和或约降，底下的不少将领也各作打算，或是临阵脱逃，或是望风降附，纵使有几位拼死战斗的将领，也终究挽救不了败局。

宋廷内的党争和排斥异已，不但打击了朝内力主抗敌的大臣和将领，还把一些人推向了元朝。刘整的降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三）在战略战术上，宋军过于墨守常规

宋人以水战为长，水军力量大大超过元军，但在战争中全军多处于守势，几十万大军分聚于几处，在战略全局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被元军分割包围之后，在局部战场上宋军的力量和元军则基本均等甚至处于劣势。

宋军将领多以水军战船连亘江河之中，堵截元军前进，而不是以水军机动作战，发扬优势，消灭敌方水军，结果大量的水军因过分集中，失去机动而被消灭。宋军的多次惨败，都是因为采用了这种错误的战术。宋军的长处不但没有发挥出来，反而因为水军的屡次失利而失长江之险，导致全局的崩溃。

元朝的情况和宋朝截然不同。忽必烈本人不仅具有雄才大略，还注意采纳群臣的建议。在发起灭宋战争前，忽必烈多次召集臣僚商议作战方略，既选择了适当的进军时机，又制定了较周密的作战计划。

在战争过程中，忽必烈还多次召回主兵大臣，根据战场形势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参战的各军在人员和物资上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元军将帅内部也有不和，如攻围重庆时，东川、西川行院的相互拥兵观望，但总的说来，蒙古、色目、汉人将领能够互相配合，服从统一指挥，努力作战。

元廷采取的招降政策，对于瓦解宋军、增强自己的力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南宋将领降元后，不仅广泛招徕门生旧僚，安抚旧辖州郡，还往往率军作为元军的先锋，攻城略地。元军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为实现既定的“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目标，伯颜指挥的大军几次避开宋重兵拒守的坚城要塞,配合作战的各军在对宋军实施分割包围后,大多围而不打，牵制宋军兵力，待战略目标达到后，才逐个消灭。

在作战中，元军往往避实就虚，突破宋军防守的薄弱环节;发挥步、骑兵作战的长处，护持水军进军。宋、元军队的几次决战元军都是以水陆军密切配合而取得胜利的。遇强敌坚城，元军采用断其外援、粮饷的方法，不惜长期围困，待之自破。

正因为元军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再加上元军的素质较优于宋军，所以能够在战场上掌握主动权，并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