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发放年终奖

汉代“腊赐”超过全年工资，北宋官员年终奖少得可怜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皇帝给官员发放年终奖已经有了定例，称为“腊赐”。顾名思义，就是在腊月赏赐钱物，以备过年之需。依照官员等级的不同，“腊赐”的数量多寡不一。据杨侃的《两汉博闻》记载：“腊赐大将军、三公钱各二十万，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进、候十五万，卿十万，校尉五万，尚书三万，侍中、将、大夫各二万，千石、六百石（均是官名）各六千，虎贲、羽林郎二人共三千。”

其中提到的“钱”是五铢钱，据研究，汉代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角。连同牛肉、粳米加一起，大将军、三公获得的年终奖励差不多高达10万元，最少的虎贲、羽林郎两位也要过万。对照一下当时官员们的工资，像大将军、三公之类的高级官员，月薪约一万七千五百枚五铢钱，合人民币七千元，一年下来八万四。也就是说，他们的年终奖励超过了全年工资，福利之优厚让人羡慕。

高额的年终奖励，既是对官员们过去一年辛苦办公的嘉奖，也勉励百官来年撸起袖子加油干。看了这些奖励清单，真要佩服汉代的皇帝们，毕竟钱、肉、米都是出自国库，相当于皇帝自掏腰包，倘若没有十足的魄力，谁也舍不得这么大方发放。这也让后来人看得眼红心动不已。清代的徐昂发先生，在比较了历朝历代的年终奖数额后，不禁感叹说：“汉世优恤臣下，可谓厚矣。”

与汉代相反，北宋官员的工资相对较高，年终奖则少得可怜。以我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来说，他任职开封府时的基本工资包括了月料（月薪）、餐钱（饭补）、茶汤钱（水补）、薪炭钱（取暖费）、公使钱（招待费）、添支钱（岗位津贴）等等，全部下来差不多已有万贯，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万元之多。反观当时官员的年终奖，即便是宰相级别的国家重臣，也不过五只羊、五石面、两石米、几坛酒而已。相比他们的工资来说，真不知低到哪里去了。

无论赏钱还是赏物，虽然形式不同，但都是非常实惠的东西，直接关系到官员们的春节消费。到了清代，赏赐的物品种类更为多样。清宫有“冬至赐貂”的惯例，每逢冬至，在南书房、如意馆、昇平署等部门上班的人都能得到数张貂皮。临近年尾，各王公大臣以及部分外廷大臣还能得到皇帝赏赐的“福”字一幅，“岁岁平安”荷包一个，灯盏数对，以及从辽东运来的鹿尾等珍贵物品。福字、荷包虽然有点形式主义，但既然受赐于皇上，自然意义非凡，百官还是会引以为荣，格外珍惜。

官员自筹过节费

翰林院起草任命书有“润笔费”，唐宋时期衙门可以放高利贷

在古代庞大的官僚系统之下，皇帝发放年终奖通常无法面面俱到，即便像汉代那种相当敞亮的发放标准，也难以兼顾到各个级别的官员。为了达到欢度春节的目的，官员们也不闲着，想出了各种办法自筹经费，听着总有点自我发放过节费的味道。

翰林院是历代公认的“清水衙门”，负责起草文书谕旨，财权、事权都不怎么突出，所以平时捞油水的机会本就不多。好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遇到一些官员升迁上任，需要翰林院起草任命书，这些官员就会向翰林院送些礼物，权当“润笔费”。一年下来，礼物积少成多，积零成整，成了翰林院一项相当可观的收入来源。比如宋代，官员送来的谢礼包括丝绸、马匹、铜钱等，动辄几十匹、几千贯的送，数量着实不少。收到的谢礼怎么分配呢？一般来说，一年中分两次发放，三伏天发一次，年末时发一次。为了分配平衡，翰林官员们在起草文书时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一个人能够干完的活儿，往往要分成数人去做——张三负责起草，李四帮忙润色，王五随后誊录，再有个赵六完成审校。如此一来，年关岁尾分成时就能保证人人有份儿。

在造纸术还没发明的秦汉魏晋各朝，书写、传递公文主要是用竹简来完成。为了防止竹简丢失或有人篡改，各部门在发文时通常会在外边套上布袋，然后加盖封印进行加密。其中一些单位，如负责收集百官审查文件的御史台，一年下来能收到大量的布袋。这些废旧布袋堆在办公室，既占地方，也无法再循环使用，官员们便在年底拿出去卖掉，卖布所得随即分给内部同僚，算是年终分成，金额还算可观。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朝廷一度允许各衙门向民间放高利贷。放贷的本钱，既有公用款，也有官员们凑起来的集资款。按照当时的利率，月息能够达到百分之三。一旦放出，包赚不赔。全年下来，很多衙门都有了自己的小金库，拿出其中一部分用来打点上司，剩下的就成了本部门各官员的年终奖励。正所谓古今皆有生财道，工资加上福利，古代官员们的生活水准其实也还不低。

从上到下需打点

清代官员流行送个小“红包”，打个小“暗语”

单凭皇帝赏赐，或是同僚自筹，似乎还不能满足官员们的春节消费需求。长久以来，官场形成了送礼打点的潜规则，春节尤其是下级孝敬上级的绝好时机。这种进项虽然不能称为年终奖，但它也是官员们年终收益的重要来源。

明朝万历年间的周晖，有一年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看到南京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浩浩荡荡一群人，每人手捧一个食盒。周晖好奇不已，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来给兵马司官员送礼的。这让周晖大感诧异，毕竟当时兵马司只是负责南京城的治安消防、看守囚犯等杂事，官员品级也不高，竟然有这么多人前来送礼孝敬。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其他衙门各官每逢年节定能收到不少过节费。

清代官场陋规更为常见，春节就成了上级官员收金敛银的固定节点。说到送礼，清代官员们的智慧着实让人佩服。既要送到位，还不能落于俗套。采取的办法是：送荷包或者信封。当然，这不是普通的荷包或信封，学问和深意都体现在它们的名字上面。如果上写着“强仕”二字，今人看了想必会一头雾水，且放心，清代长官知道《礼记》中曾写道“四十强而仕”，“强仕”当然代表四十两银；接下来是“大衍”，取自《周易》之中“大衍之数五十”一句，代表五十两银；“耳顺”的意思好理解，《论语》有句“六十而耳顺”，那就是六十两银。倘若你看到信封上写“梅花诗八韵”，可真别以为是什么梅花诗，那是暗示信封内有八十两银票；“四十贤人”当然也不是罗列了四十位贤人的名单，而是代指四十两银。

有些名目更雅、寓意更好的礼单，还会考验一下收礼官员们的乘法口诀，好在都比较简单。比如，“百寿图一轴、两轴、三轴”，分别是指银子一百两、二百两、三百两；“双柏图一座”，即二百两；“秦关一座”，是一百二十两，典故出自“函谷关高一百二十丈”；“毛诗一部”，等同于三百两，蕴意来自《诗经》有三百零五首诗。所以说，提到送礼，我们还是只服清朝。逢年过节收一圈礼，简直能把传统文化知识温习一遍。当然也有闹笑话的时候，据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载涛，曾在春节期间收到一个信封，上写“千佛名经”四字。怎料这位皇叔父不明所以，还请人前来解读有何佛法深意，直到打开才知道，原来竟是一千两银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