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中期，一直到解放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段，杭州西湖边有这么一座茶楼，从名字里就带着雅：喜雨台茶馆。老一辈棋迷说，杭州的围棋发展，是从那里流出来的。 

　　与现在棋界有着官方的组织，有专门的机构从小培养棋手，有充裕的经费去承办世界级大赛相比，在过去的年代，棋艺的传承主要来自家学渊源，权贵资助，以及民间爱好者自发的交流。因为战乱和社会的动荡，棋的存活过程，显得野性十足，又充满着传奇色彩。 

　　为了发掘杭州围棋爱好者和棋艺高手在那几十年中最大集聚地——喜雨台茶馆的故事，我找到了孙义章老人，他高龄91岁，对我打听茶馆的事儿显得很高兴。遗憾的是，他对茶馆的了解，也只局限在解放后到茶馆关闭的这段时间，至于再早，他也只是听老早的茶馆棋友们谈起过，记忆很模糊了。 

　　而即便是这样，在我听完老人的讲述后，仍决定尽力，将这有些残碎的故事整理出来，因为它依然鲜活，且非常有趣。 

　　8分钱一杯茶进楼看棋，不会下棋的老板开着一家满是棋迷的店 

　　喜雨台茶馆最早为谁所开，孙义章已无印象，只知道在解放后，这座茶楼归一位裘姓嵊县老板所有。裘老板很有钱，同时开着厂，经营着好几个街面店铺，开茶馆并非为了赚钱，只为兴致，也可能是老板想沾些雅气吧。在接下来的文中，“裘”和“嵊县”会多次出现，和杭州围棋的渊源不少，可有意思的是，这个茶馆的嵊县裘老板，本身不是一个会下棋的人，也从未动过学棋的念头。 

　　喜雨台茶馆的旧址，一说很多人肯定都知道，就在延安路小吕宋的楼上。它之所以会成为杭州棋迷的主要集聚地，主要也是因为地域关系——当时的西湖边是市中心，正经八百的老杭州都住在那儿，家境不错能留下些家学传承的人家，也都在那里聚着。后来杭州官方成立围棋集训队，将首个集训地放在西湖边的青年会，也是这个原因。 

　　在孙老人的记忆中，即便拿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喜雨台，那也是个很大的茶馆——二楼整层几百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最里头的小舞台上，说书人和唱京戏的进行着表演，另一头的棋迷一点不觉受到干扰。茶馆除了下围棋，下象棋的人也有，稍少一些，每天在下围棋的总有五六十号人，碰上休息天，或者有什么棋界大人物造访，下棋或看棋的人更多。 

　　在棋艺层面上，杭州本地没培养出什么杰出的大国手，也可能是杭州这地方比较养人吧，国手们会经常来杭州转转玩玩，而这个喜雨台茶馆，是来杭国手必到的一个地方，民国时有着“南刘北过”之称，围棋南派代表人物刘棣怀，就曾造访过喜雨台，并与那里的棋迷切磋数天。 

　　裘老板对茶馆的经营方式，简单到了极点——进门花8分钱买杯清茶，其余一切随意，唯不得高声喧哗，至于点心、吃食之类，茶馆一律不售。8分钱是个什么概念呢？解放初期，杭州人一顿早饭也就几分钱，按购买力，差不多是现在五元钱的样子。入棋比较深的棋友，会一下班就匆匆扎进茶馆与人手谈，一两盘后稍稍解馋，起身下楼在小店花两毛钱买碗油渣面权当晚餐，然后返身回馆再战，直到深夜九十点钟。茶馆里设有藤椅，棋迷在休息天泡上一整日，觉得精神不济时，在藤椅上睡个短觉，养足了精神继续下棋。 

　　无棋不“彩”，一盘棋能输去小半个月薪水 

　　并不是所有人进茶馆，都要花这8分茶钱，有几个棋艺高超的棋友，整日混迹茶馆与人下棋对赌，是不用花钱买茶的，这是茶馆裘老板为招揽棋迷进门，唯一用了心思的地方。因为解放初那会儿还带着从民国传下来的社会风气，以棋博“彩”，是极为普遍的一件事情，上至资本家富二代浙大老教授，下至公司职员建筑工人，都不认为用棋赌博会对风雅本身有什么妨碍。不过，下“彩”棋毕竟不同于坊市间的赌档，棋迷自发的，将赌钱的数量控制在不妨碍正常生活的程度。 

　　当时下棋的彩头有这么几种算法：以子论，输多少子给多少钱，比如一分一子，一毛钱一子等；以胜负为底，再加上胜子数，比如两边谈好，盘底为一毛，输一子一分，有一方输了十子，那么金额就是两毛钱；包圆制，一盘棋无论胜负多少子，只给一笔事先谈好的彩头。 

　　因为这个彩头，茶馆里的每盘棋是必须都下完的，没有中盘投子这一说，哪怕输再惨，也得咬着牙把官子收干净。 

　　有人是专以下“彩”棋为生的。打遍茶馆无敌手的来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来先生腿脚不便，每回来茶馆都是拄着拐杖。他在棋盘上出手不凡，颇有小说中隐世高手的风范；棋友间交谈，得知来先生是萧山人，曾在陪都重庆当过大律师，后来解放了，当时的社会已不需要律师。来先生没了工作，回家以下棋糊口度日。棋友问起，来先生的腿是怎么瘸的，后者避而不谈。裘老板怜其生活不易，又是文化人，免了他的茶钱。 

　　大部分棋局的彩头只为助兴，也有个别棋局的输赢比较大。比方说高手之间的意气之争，一开始定下的底就比较高，而后一方高手惨遭屠龙，这盘棋涉及的金额就大了，最高能到十几元钱——当时普通人家一个月的薪水也就三四十元，这笔钱等于小半个月的收入，是笔大钱了。 

　　据孙老人回忆，当时的人赌品都很好，他在茶馆混了近十年，没见过一起棋迷输钱吵起来的，愿赌服输，乖乖交钱就是了。这个情况跟围棋项目本身其实也有关系——棋艺高下是很明晰的事情，棋盘上没有运气，只有本事，怨不了别人。 

　　三个棋迷凑钱请高手，60岁的老头儿在茶楼打了一年多的地铺 

　　下棋的人都知道，能逮到机会跟高手下一盘棋，是难得的享受，哪怕输得再惨。孙老人对茶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和两个棋友合伙凑钱，去嵊县请高手的事情。 

　　当时在茶馆，孙老人与两位棋友交厚，一位叫竺源芷，浙大土木系教授，后因为人脉和学历，还当过国家围棋队的总教练；另一位也姓裘，也是嵊县人，裘老板的老乡。三个人某日起兴，决定凑钱请嵊县的高手来杭下棋（嵊县是围棋之乡，马晓春就是嵊县人），他们把目光定在嵊县高手裘仁法的身上（又一个姓裘的）。 

　　在茶馆老板的首肯下，三人每家出了十元，共计三十元钱，将裘仁法请来了杭州。裘高手六十岁出头，在茶馆待了数日，乐不思蜀，竟常住不走了，每日也不做别的，下棋赢彩头为生。棋友们得一高手指点，连夸这三位发起者做事“上路”，带动茶馆生意也好了不少，裘老板也高兴，特准高手老乡在茶馆内小戏台上打地铺，不收租钱和茶钱。 

　　如果不是后来因为公私合营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喜雨台关门，谁也说不清，嵊县裘仁法会在杭州逗留多久。总之这个没心没肺的围棋高手，在茶馆里打了一年多地铺，直到关门那一天。其间也没见小老头儿跟家里怎么联系过。后来，浙江省围棋队在杭州成立，队里有个职业五段叫裘瑜明，那是裘仁法的孙子。 

　　有关张李源的一些旧事与棋相识各有各的缘 

　　在喜雨台茶馆下“彩”棋，还有“帮彩”的说法，指的是下棋一方想学棋练棋，但囊中羞涩，家中富裕的棋友比较看好他，资助他通过下“彩”棋学习，替他出“彩头”。瘸腿来先生就指导过不少接受“帮彩”的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张李源（杭州市三棋集训队最早的围棋教练，见体育地理前作《棋院三迁》）。 

　　孙老人听棋友们说起过，张李源的经历比较传奇——他家中曾经很有钱，甚至跟钱学森还沾着亲，证据是他们家就曾住在钱学森的小营巷故居里头。张李源的父亲在解放前投资修路，路修了一半，被大水冲垮，其父咬着牙把路修完，而家道就此中落。张李源三十岁才接触围棋，按现在的规矩，他是连参加入段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的，可他凭着过人的天赋，一步步在茶馆下出了名气，据传还被招去跟陈毅老总对局过两次。在得到官方重视后，张李源受聘成为市集训队第一代教练。 

　　张李源和瘸腿来先生的对局历程也值得一说——一开始，来先生让他两子，可轻松胜他，后来改成一子，让先……再后来，张李源的棋艺已经涨到和来先生差不多的地步，来先生舍不得这个学生兼对手，可又不能耽误下棋吃饭，便和张李源商量好：赢了张，张给钱，输了，记账，下次赢棋的时候扣。 

　　从民国到解放初，一直有个“弈贵棋贱”的说法，意思是，象棋是贩夫走卒们玩的东西，多少有些粗鄙，而下围棋不一样，那是文化人才玩的东西。真实情况是，在战乱和动荡的年代，无论是象棋和围棋爱好者，都没有系统学习，系统竞技的机会，就喜雨台茶馆论，那里聚集了杭州水准最高的一批围棋迷，绝大多数人，都是人到中年，极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围棋，喜欢了，下上了。孙老人说，他家原先开药馆，里头一个开方子的医生会下棋，他这才开始学的棋，现在想起，那时无论他还是医生，其实都是臭棋篓子。动荡年月，任何人想提高棋艺都不那么简单，除了寻谱寻名师，大多数都是靠去茶馆那样的江湖之地打滚历练，才会有一点棋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