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之风何时了（图片来自网络）

萨尔瓦多 达利作品The Hand （部分）

　　文人无行，莫甚于抄袭，不仅盗人之名，而且窃取别人的智慧财产，完全是盗贼行径。所以现代文明国家无不重视抄袭问题，凡涉及抄袭，即严肃对待，毫不假借。所谓抄袭，引用别人的观点或论点而未注明出处，就是抄袭，更不要说句句照抄不误。

　　我在美国求学、教学近四十年，深切体会到彼邦知识界之不容抄袭，尤其在学院里，抄袭被认为是对知识的亵渎，是绝不可跨越的红线。如果发现学生抄袭，立刻注销学籍令其退学，教授抄袭更是学术生命的终结，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记得有一件发生在美国的抄袭大案，曾轰动一时。杜兰大学（TulaneUniversity）法学教授李洽生（SallyRichardson）等人于2002年指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安布鲁斯（StephenEdwardAmbrose，1936–2002)抄袭他们的著作有数页之多。安布鲁斯长期执教于美国的新奥尔良大学（Universityof NewOrleans），著作等身，其个人专著就有二十五本之多，主要内容是二十世纪美国史。他除了出版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两位美国总统的大传之外，还曾于1994年写出《诺曼底登陆日》（DDAY）一书，从个别士兵眼中看诺曼底登陆之战，极为畅销，我亦曾看得津津有味。安布鲁斯也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顾问。他虽在“脚注”（footnote）里提到资料来源，但未加引号。既然有好几页别人的文字未加引号，就构成抄袭。案发后，又发现他的许多著作中有不少史实的错误，更失去作为作者的诚信，以至于身败名裂，不久于66岁黯然辞世，名誉与生命俱尽。

　　然而在两岸三地的华人世界里，大家虽也知道抄袭问题不可轻忽，但一旦面对抄袭问题时，往往显得包袱沉重，护短啦、面子啦、冤家不宜结啦、天下文章一大抄啦，以及像章太炎那样认为自己学问很大，不在乎别人抄袭之类，都是无法严肃处理抄袭问题的障碍，因而常常不了了之，以至于抄袭之风如野火烧不尽的原上草，春风吹又生。我于十年前回台湾长住，曾执教于嘉义的中正大学。有一天有一位美国汉学家韩献博（BretHinsch）教授来找我，说他指导的硕士毕业生张梦珠女士的硕论《清代贞节的实践及其困境》（嘉义：中正大学历史所，2002），被东吴大学硕士毕业生林怀慈抄袭，林的硕论题目虽是《情欲与社会秩序：从科刑题本看清代妇女的抉择》（台北：东吴大学历史所，2004），但内容大段大段一字不改直接抄袭张文，如此大胆抄袭实前所罕见。当时张、林两人正在两个不同的大学读博士学位，所以牵涉到四所大学。四所大学的相关人士表面上都说，必须严肃处理，实际上则拖延塞责，都怕得罪指导老师以及论文考试委员会成员，而这些人都是学界的名人或当权派，为了自己的脸皮不得不包庇抄别人论文的学生，甚至威胁被抄袭的受害人，要她息事宁人，顾及前程之类。但是受害人张梦珠心有不甘，不惜诉诸法律。然而打官司，不仅费时，而且要花钱，往往因筹不到昂贵的律师费用而作罢。幸而台北有一位王姓女律师不收头款；若打赢官司，则以赔款相抵。多年折腾之后，终于打赢官司，抄袭者被注销学籍并登报道歉、赔偿损失。有此结果实属不易，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大学当局竟无决心自己来处理抄袭事件，而必须仰赖法院，使告发抄袭者不知要浪费多少精神与锲而不舍的毅力来追究，一般人常常自认倒霉了事，以至于使抄袭者抱有侥幸心态，偷取别人的心血，即使东窗事发，亦可轻易过关，抄袭之风，便难以遏止。

　　没想到的是，我自己也居然成为被抄袭的受害人。2013年10月26日，我到台湾大学附近的秋水堂买书，偶然看到刚到的大陆新书中有一本《历史的复盘》，“复盘”一词如此用法前所未见，显然是作者范泓的杜撰，在好奇心驱使下翻开目录，见到其中一篇《屈莱果与殷海光》，大感兴趣，心想居然有人重写我37年前曾经写过的旧文。不意一览之下，如逢故人，不就是我自己的文字！于是找出我以云雏笔名于1976年4月在香港《明报》月刊（第11卷第4期）上发表的《屈莱果与殷海光——记一段珍贵的友谊》（此文后来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学林漫步》一书中，页353-360），对照之下，文抄公范泓除了略作增删之外，逐字逐句，一整段、一整段地抄袭我的旧作，据李敖的初步估计，结结实实抄袭了1,396字（未计标点）。

　　如此粗糙的抄袭，当然无法抵赖，范泓在回答李敖的短文中说：“李敖先生没有说错，那篇文章确实抄了汪荣祖先生的文章，其过程现在想来都不敢相信，几年前应某报之约，就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已向汪先生道歉，完全是我的错，不可原谅”（见哈啰李敖网站2013.11.20）。但他在给我的道歉信中，只字未提抄袭两字，还要说“此文主要内容取自先生您的文章，实际上，确实是我引用了该文”，不说“大段抄袭”，只说“大段引用”。须知引文要加引号，注明出处，不然就是抄袭。然而那范泓表示道歉的，只是“未有任何说明，实在是违反了历史写作的大忌”。但他的职业是记者，难道抄袭就不是记者的大忌？接着他又说了些自己都认为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只是于“业余时间写点历史随笔”“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事实上，他不是“写”，而是“抄”。我这篇文章主要讲我两位老师之间珍贵的友情，如何能“来表达对现体制的认知和不满”？显而易见，范泓要把抄袭的责任推给“现体制”，要我原谅他“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困顿及焦虑心态”。我不懂抄我这篇文章，如何能纾解他所谓的“困顿”与“焦虑”？他又说他的“严重错误”，“由于当时文章赶得太急”。这太可笑了，我们只听说赶写文章会很急，抄别人的文章需要“赶”吗？需要“急”吗？剪贴就可以了！

　　很遗憾的是，范泓对他所犯“严重错误”的认知，仍是十分错误的。他应该觉悟到，并非一时的“疏忽”，也不是“胡里胡涂找了些数据信手写了，未作任何处理”。显而易见，他在抄袭的时候既不“胡涂”，更无“疏忽”，所以抄得非常完整，几无错别字，还作了一些精心的增删与衔接。最处心积虑之处，莫过于在最后一段增文中说，他于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现1976年4月号”《明报月刊》上“刊登过一张屈莱果教授全家福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屈教授送给我的，作为我那篇文章的附图之一，他只“发现”文章的附图，全不提登载附图的文章，岂不是用心良苦，却落得欲盖弥彰！太像笨贼留下的痕迹！

　　范泓要如何来“处理”他自认的“严重的抄袭”呢？他说他的书“若有再版机会，一定将此文删掉”，问我是否同意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他应该先去问出他书的出版社要如何处理，任何出版社，为了维护信誉，拒绝严重的侵权行为，不仅不能将此书再版，而且要立即终止出版与行销，再按合约要求不可信赖的作者赔偿。若出版社视若无睹，必然应负法律责任。

　　我写此文，绝无意针对个人，更不至于要为难素昧平生之人，要紧的是我们必须正视抄袭之风不可长。时至今日仍有人明目张胆地逐字逐句抄袭别人的文章，岂不令人警惕？至于在我们的知识界，转引别人的材料，视同己出，引用别人的论点而不作明确的注释，所在多见，却不易发现，盗用外文中的见解，更可借不同语文作为掩护，隐而不显。偶尔为识者识破，认定不易，少有人愿意检举，即使被抄袭的受害人也多不愿认真追究，浪费精力与时间，导致抄袭之风没完没了，岂不值得我们两岸三地的知识界忧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