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禁赌令见诸唐代，以后历朝皆重申之。民国二年（1913 年）所制定的《京章》（北京地区治安条令汇编）之中，亦有禁赌之款。犯赌禁重者“拘禁”、“感化（类似劳动教养）”；轻者罚款或取保永不再犯。禁赌之令由京师警察厅负责执行。

袁世凯

　　民国初年某日，京师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1874-1930，安徽合肥人）“散衙门”后回到总布胡同私寓。不久，门房忽报总统府侍从武官求见，吴炳湘在外书房接待了来客。该人少将官阶，手持密件面交，声称内装总统手谕，系袁世凯所亲封。吴炳湘打开一看，只见手谕明示：今晚某名妓寓所有政府大员等六人聚赌，事属违禁，着警察总监依法严办。袁氏的近臣段芝贵（拱卫军总司令）、陈宧（参谋部次长）之名赫然在目，吴炳湘感到此事十分棘手。因为袁世凯的特务系统有好几个，步军统领衙门、军警政执法处、总统府武官处、京津保军警联合稽查处等机关均负有监视文武大员的密责，此案交办得如此清楚，时间、地点、“人犯”都很具体，肯定有详实的情报。

　　人所共知，六大员均系袁世凯跟前的红人，不但是大权在握的现任要员，而且是深受袁氏信赖的高官，这个赌如何去“抓”？抓住后又如何“依法严办”？如果事先通个信叫他们跑掉，固然可以不失同僚的面子，但手谕系袁世凯所亲封，也就是说只有袁、吴二人知晓，如走漏风声，定是吴炳湘所为，故此方案行不通。如真去“抓”，万一冲突起来，又不好收场。而且“抓”来后如何处理，又是个难题。吴炳湘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

　　此时有家人进前回话说：“永增军装局给大人量礼服……”一听见“量礼服”几个字，吴炳湘突然计上心来。原来，1913 年“二次革命”时，浙江督军朱瑞宣布“中立”，目的是左右逢源。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命朱瑞来京觐见，朱身穿军大礼服在武官处候见时，一承宣官进前说：“朱督军不是外人，请便服觐见。”说罢将朱瑞让入了更衣室。朱瑞穿上袁世凯给他准备的马褂、长袍、布鞋后大吃一惊，因为衣鞋合体、分毫不差。原来袁世凯早就派特务打进朱家，把朱瑞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故才能给朱瑞做下这套合身的便装，其意是告诫朱瑞，“不要在我袁某人面前搞小动作”。

　　吴炳湘受到量衣服的启发后，立即进行了抓赌的布置：首先命外城警署派警官把六大员的跟班、马弁、司机、家人请去喝酒，一齐灌醉。等到夜已深，六大员赌得正起劲，全副武装的警务执法队突然冲进院来，军靴踏地声、刀枪碰击声响成一片，一警官推门而入，高声喝道：“总统手谕，着段芝贵、陈宧……听令。”事出突然,六大员不知所措，当听到“着警察总监依法严办”时，都傻了眼，只好乖乖地跟警官登上了“警车”。不过“警车”并没有把他们拉到拘留所，而是送回私邸。下车时押车的警官还向他们敬礼道歉。被灌得烂醉的马弁、司机、家人被“警车”拉到外城警署后，糊里糊涂地在早已准备好的“保释书”上按了手印，充当了主子“具保释放”的保人。履行完法律手续后，他们便被客客气气地送回家中。

　　次日凌晨，吴炳湘即派专员前往总统府内史厅（相当于秘书厅，掌管大总统切身政务机要），送上执行总统手谕过程的呈文。文中详细报告了抓赌的经过，并说六人均有悔改从善之诚意，现已交保释放，并附有保释人画押的文书。一早，六大员一起到总统府请罪，袁世凯满面春风地说：“何罪之有？只是告诫你们不要伤了身体罢了。吴炳湘办事情也太认真了，明日你们可一齐到他家去赌。”言罢大笑。

　　段芝贵当时被称为“小段”，与吴炳湘有同乡之谊，同是“老段”（段祺瑞）门下的皖系。事后与吴炳湘相见时抱怨说：“奈何不先通个信，免去一场虚惊。”吴炳湘笑着说：“若先通个信，你们都跑了，我去抓谁？如何向总统交差？况且花酒席上恐怕……”说到此处吴炳湘戛然而止，只是惨然一笑。

　　袁世凯抓赌的目的是一箭三雕，一是告诫六大员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二是看看吴在执行自己的命令中是否搞小动作；三是检验一下自己的权威。吴炳湘执行的手段也是一箭三雕。一是向袁表示执行总统的手谕绝不打折扣；二是向外界表示本总监执法如山；三是向六大员表示本总监是通天的人物，要想“混”还得厚结吴某人。

　　此案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抓赌案。在“民国法制”的规范之内，戏剧性地走了一个过场，由“抓”到“放”完全符合法制程序，但其实质是高层关系中的一次考核。在这张试卷上，吴炳湘答了一个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