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日，内地游客小孩在香港街头“方便”被围堵拍照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网友论战。生活在香港的著名内地学者许子东对此事感到“很痛心”，他认为，香港社会目前有很多牢骚，而大陆网友也有各种郁闷，双方各自累积在心里的怨气没有合适的宣泄渠道，“童子尿”遂从物质排泄上升为双方大规模的精神宣泄，并最终演变为一次语言暴力的狂欢，而这种暴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随地大小便”。

　　“纸尿裤”与“开裆裤”是两种文化

　　就在刚才我还在看报道，我看到两个东西是我昨天没看到的新内容。一个是警方现在澄清说那不是个女孩，是个男孩。我们看到的照片，“他”蹲在地上，妈妈用纸垫着“他”的屁股，本来大家都很理解，小便嘛，用纸兜着，如果是男孩，这个事情就不大可思议了。还有一个就是壹周刊的视频--不知道有没有PS，我保留这个怀疑的权利--地上有大便，但是家长是用纸把这个大便盖起来的。这两个情况是我昨天不知道的。

　　所以如果就这两个情况，作为旁观来看，画面的确不大好看，因为后面是一条非常热闹的街，很多人在走。但是父母也很为难，一方面这个是很矛盾的，他们也知道这个环境小孩大小便很尴尬，所以一路在替他收拾，不好听一点讲，这就好像我们养狗的人出去就给狗方便的时候，我们都带着纸帮它收起来。我看到那个照片，我的感觉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带着小孩到香港来玩儿一次，小孩路上这个样子，至少是很狼狈，但是父母也很难堪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小便是我们人很小的时候，就要被家庭和父母来训练来管制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身上没用的一个东西，要不拿掉不利于人的健康，但是又不能随便拿掉。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一岁两岁养成的排泄习惯会影响终身的性格，他有一大堆的理论去论证。比方说有的人是很乖的，有的人故意不按照父母的要求做，有的人是做了以后还来讨好、要听表扬等等等等。排泄其实还可以叫宣泄，就是身上没有用的东西按照正当的途径去掉，这个是文明的一个程序。

　　那么把这个话题引申出一点，在西方国家和现代很多国家，他们小孩从小都不用开裆裤，从小就用纸尿布，因此他们对小孩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管束得比较严。当然了，这个好不好我不知道，也许有的人觉得好，因此也有些很正儿八经的研究指出说中国开裆裤的制度，包括我小时候也用过，说它会养成人对自我身体乃至自我行为的约束能力差，就是人我不分、主观跟客观不分，说得好听叫回归自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农村的小孩跟城里长大的小孩对于这个的控制能力就是不一样的，在农村很随便。无论如何，其实说到底也还是一个怎么样控制你自己身上不喜欢、不要的东西的渠道的问题。

　　那么这件事情，照片有丰富的内容，其中一个基本可以说这个小孩小时候训练的地方不是很多，因为小孩蹲在那里还挺放松的，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妈妈却觉得这个环境给她造成了压力，所以她拼命在替他掩饰、收拾后果，简单说就是替他擦屁股。

　　这个画面本身已经充满了一个随便宣泄跟有秩序宣泄的矛盾。

　　陆港双方的怨气都找不到厕所宣泄

　　好了，现在我要说到正题了。1997年的时候，香港GDP是中国大陆的1/6，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一万亿，香港是1500亿，而台湾GDP是中国大陆的1/4，台湾跟香港加起来等于中国大陆的1/3，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对中国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按人均算，香港也是世界先进水平，跟中国的距离非常大。

　　今天的香港呢，跟上海差不多，是中国的大概1/30。香港并没有错，香港每年以3%、4%的比例在增加，3%左右，跟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差，但是大陆是每年以10%、8%这样的速度连续增长了20年，所以这些年GDP翻了五六倍。因此这么一个经济上的大的差别，对于社会人性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具体到香港市民的心理来说，他就会有郁闷了。原来大陆是一个被他嘲笑的对象，表叔也好、表姐也好，你是又苦又穷，很不幸的同胞，幸亏我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人，一方面是有嘲笑，但是另一方面是有很多帮助，他们声援内地的政治运动，帮助内地亲戚的经济贫困，香港是非常友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处于一个非常大的优越感。近些年这个优越感越来越下降，而且香港很多实业现在全部搬到广东去了，叫“前店内厂”，香港实际上产业空心化，以至于每天要靠游客、靠商业、靠转口贸易支撑。最具体的，港币跟人民币的兑换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开心，港币原来是很值钱，现在很不值钱。香港房子这么贵，产权只到2047年，2047年以后是怎么样，所有的经济、政治的保障都不知道，完全依靠将来北京的政策。普选又不成功，社会上有很多的牢骚，天天吵着要占中。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有怨气，这些不满就好像人身上有东西要排泄，可是正当宣泄的途径找不到，厕所找不到，因此只能随地宣泄。他们找了一个错的出处，就好像那个小孩在街上找了一个错的地方排泄一样，这个错的地方就是迁怒于大陆的游客，很小的不文明的行为。

　　大陆的情况也一样。为什么这件事情大陆的网民骂得很厉害？一样的道理。大陆的这些发帖的人，上网的人，他们自身的火气可能是因为房价来的，可能因为被老板欺负，可能在富士康里打工，可能各种各样的郁闷，但是他们没地方去，然后骂香港人成了一个特别容易的出口。而且这个出口就是网络的语言暴力，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随地大小便。不是说人不能有愤怒，韩愈说不平则鸣，心中有了愤怒就要宣泄，但是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找不到方式来表达这些愤怒与不满，因此就用粗话，用那些骂人的话，那何尝不是随地大小便？所以随地大小便的这个现象，一是要批评，二是要宽容，三是要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就是打一个引号的“多修厕所”。

　　纽约时报那篇文章很尖刻，说两边的富人共同数钱，两边的穷人共同对骂。这是很惨的一个事情，那些游客也无辜。各个地方的文明都不一样，鲁迅以前就说过了，城里人的标准觉得乡下人跑到城里的公园，男人站在那里撒尿是不文明，可是乡下人觉得一男一女在公园里在草地上亲嘴、摸来摸去才不文明。本来大家从文化上都有各自的好处，我刚才讲了，从小不用开裆裤，控制得很紧，那就憋得就跟日本人德国人似的高度理性，这是一种文明，我们是乡土的，大家活得很开心，开裆裤到处都是，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上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入乡随俗、遵守法律还是必要的，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算我赞成随地小便，那我到了人民大会堂也得找厕所啊。所以，本来在文化上并无高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学了一套英式礼仪，我有乡土文化，从来也不一定就比你低，但是大家只是入乡随俗，这个问题不大。现在的问题是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郁闷，没有合适的去处，找不到厕所，所以在不应该有的场合就到处来，这样的结果就伤害了旁边其他无辜的人了，骂人骂错对象了。

　　拍照让事情上升成一场语言暴力的狂欢

　　上面是从文化上讲的，有点象征隐喻，就事情本身来讲，这对夫妻小孩的小错是可以谅解的，我觉得真的导火线是那个拍照，这是不应该的。一个香港人就算看到一个内地的人在街上脱了鞋子，赤着脚放在水池里，你就是看不惯、皱皱眉头，哪会真的一定要来拍照呢？拍照的这个人是个职业记者，本身他就是狗仔队，对他来说，这是敬业，因为渲染大陆游客的不文明礼貌是现在香港妖魔化大陆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八卦杂志的热门题目，你要是能拍到这个，回去受表扬的，这是一个热点新闻。所以这个拿照相机拍照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路人，是把整个事情升级了。另外还有一点，他拍了照以后，这对夫妻跟他有点抢夺相机、有点冲撞，以至于这个女的要接受警署的训诫。这个也是大家习惯的很大不同，香港在街上看到两个人吵架，他们有点儿像足球场上吵架，就是鼻子对着鼻子，只差两公分，可是他的手背在那儿不动，他拼命骂，骂得很粗口，但是两个手放在后面，因为他知道手一上去，旁边的人就可以报警。这个文化在内地尤其是北方不大有，你骂我，我当然一拳就上来了，中间是无级过渡的，不分级的，自然过渡。我觉得拍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使后来矛盾尖锐化，很不好，就是迎合香港对大陆游客不满的情绪，游客为什么着急抢照相机，他也知道刚才这个画面拍下来难堪，如果他觉得理所应当，我小孩应该大小便，他也就不会，你拍就拍了。

　　现在既然这个事情已经上升到这个层面，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要吸取教训，要合理地宣泄人身上那种愤怒、无理的情绪，不宣泄人是要生病的，但是宣泄要找对地方、找对方式，否则的话伤害无辜，也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现在的这个事情，就是从一个小的一个人的物质的宣泄，到了大的几万、几十万网民的精神的宣泄了，变成一个语言暴力的狂欢。我们一方面可以做冷静的观察，另一方面我作为一个生活在香港的有内地背景的人感到很痛心很难过。

　　许子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研究生。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现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王牌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把学术融入日常话题中。

　　解说：从1978年起，年广久在老家安徽芜湖卖起了瓜子，因为他总是给每位顾客多抓一把瓜子，大家说他是“傻子”，也许就是这多抓的一把瓜子，成就了日后著名的“傻子瓜子”。

　　年广久：一天要卖十几斤，要赚几十块钱，就慢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

　　解说：不光是年广久，浙江温州也有不少到处找寻机会的精明人，到70年代末，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就超过了三千个，而全国个体工商户有几十万户左右，三中全会文件原则上允许了农村工商业的存在，但究竟允许到什么程度，文件上并没有说明。

　　郑元忠（温州八大王之一）：当时认为包上地，包农牧副业先富起来，都是正当的。那么我们也就大胆地做，所以我们在1978年我们认为我们做低压电器，不管是柳市3块钱买过来，拿到北京卖5块钱，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两地的差价，不属于投机倒把，因为你开放了。

　　解说：1981年，袁芳烈以浙江省副省长的身份主政温州，刚一上任，在路边偶遇的一位普通老太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芳烈（时任温州地委书记）：那我就蹲下来和她聊天了，我说你一年能够收多少钱，她把手一甩，我一年收入六千块，那我问她经营，经营我织出来拿到市场卖掉，我再买点纱再卖，我什么困难没有，我谁也不找，她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好，现在的领导好，允许我们搞，允许我们致富。那我就想了，这按照通常来讲这是资本主义，我就想这个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好呢。

　　吴小莉：政策最初开了一个小口子，对个体户和投机到倒把分子表现了宽容，那是希望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没想到他们越做越大，不仅自己干，还雇人来干，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就这样越长越大，这与共产主义的理想相冲突，又给当政者带来了麻烦。

　　解说：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雄承包了141亩鱼塘，夫妻俩干不过来，就只好雇人，雇请固定工5人，临时工2人。《人民日报》还开辟专栏，针对陈志雄是否具有剥削性质展开讨论，讨论持续了3个月，最后竟有了个戏剧性的结尾。有人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做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保育均（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解放初期划你是富农，还是地主，就看你雇工是8个人，超过8个人就是说剥削量超过50%，那就叫做地主，雇工在8个人以下，那叫富农。

　　解说：“七上八下”的标准本可以让理论家和个体户相安无事了，可是在芜湖卖瓜子的年广久严重超过了这个标准。八十年代初，年广久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工厂，一下子有了140名工人，当时的安徽省农委主任周曰礼就派干部到芜湖去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上交中央。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知道了傻子的事情，当时在山东视察的胡耀邦也听说了这件事。

　　李汉平（时任胡耀邦秘书）：有多大的问题也不能抓，为什么，他说你一抓的话，这个胡耀邦同志当时考虑，你一抓的话就把新兴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就都打下去了，因为刚开始都是提心吊胆。

　　解说：年广久和陈志雄并不是个案，全国都在讨论“七上八下”，还有长途贩运，借着胡耀邦下来视察的机会，山东的领导也试探着中央对个体经营者的态度。

　　李汉平：后来耀邦同志他当时就说，他当时讲这怎么叫投机倒把呢，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流通领域就没有什么流通领域，都是连分东西的话，连买个杯子都靠发票，他说这些人不是投机倒把，他们是搞活经济，搞活流通，他们是“二郎神”不是“二道贩子”。

　　郑元忠：我那钱也赚了，当时七十年代末，刚刚开始讲“万元户”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建房子了，1981年建好，我都建了7万多，所以说当时是首富，应该说是非常富，还不是一般富，别人还是奔向“万元户”的时候，我房子都建了7万多。

　　解说：郑元忠的钱，让很多人看着不舒服，而在1980年前后，温州地区据说已经有了4万供销员大军，他们奔走各地为企业找原料找市场，为自己找利益。

　　袁芳烈：那我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就是大力发展家庭工商业，党中央一强调四个坚持，这又心又跳起来了，四个坚持。第一个坚持党的领导没问题，一说坚持社会主义，那时候还没有提出特色社会主义，这心里就慌了，那我这算不算社会主义，那这传统来讲都是资本主义。

　　解说：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不仅发财让人眼红，而且在经营中，随时与国营企业争夺着市场和原材料，这个社会中原来的上等人几乎都对他们不满意。

　　胡金林（温州八大王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1978年以后，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里头实际上政策也是很模糊的，到底富到什么程度，我们这样富合法不合法，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我们也不懂政策，终归是我们是赚钱养家糊口。

　　解说：1981年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规定个人未经允许，不许贩卖工业品，不许私人从事贩运，严格限制社队企业同大中型企业争夺原料。

　　郑元忠：当时农村里面有一句话叫“枪打出头鸟”，你露富了，你盖了四间四层楼房，在农村里面还没看到的，1982年，宾馆一样的当时，现在当然是不足为奇，温州讲话当时还叫地委都派人过去看了，那么打击对象是第一个首当其冲，马上就决定下来。

　　解说：中央精神贯彻到浙江省，浙江省就把经济活动最活跃的温州作为重点，温州又把下属的乐清划为了重点，乐清又把下属的柳市划为重点，柳市镇上8个先富起来的人被定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史称“八大王”，而郑元忠和胡金林名列榜首。

　　袁芳烈：“八大王”是在1982年的上半年，贯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两个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决定，省委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决定了以后直接就派了一支队伍到了柳市进驻柳市。那可想而知，老早这个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泛滥的典型，到了那儿去以后，工作组一看到处盖着新房子，甚至还有三层楼，四层楼的，一看很眼红这家伙就问吴良志，这个楼什么人的，一看那么高，吴良志说个体户的，投机倒把，投机倒把。

　　胡金林：那个中纪委姓刘的，当时也是姓刘的一个，他说我是两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才381块一个月啊，你一年赚几十万，这个得了啊，你合理不合理，你这不是投机倒把是什么。

　　胡万昌（时任温州市乐清县柳市镇工商所所长）：谁有企业或者前几年赚了钱了，1979年到1982年三年，两年半时间嘛，谁赚钱了，暴露出来了，那就要打击。

　　胡金林：我说我们是做小生意，你说要我纳税，我也纳了，应该说是合法，最后他们撂出一句话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哎，不对了，我说要下雨了，所以我做准备逃的准备。

　　解说：胡金林随即出逃，在外地躲藏，大胆的郑元忠直接撞到了枪口上。

　　郑元忠：那后来，没过几天，那么三个地方同时同一天来找我。

　　胡万昌：那郑元忠正好是盖了房子暴露出来，当时他的房子在柳市最出名了，他在农村嘛，地也大一点。

　　郑元忠：我说我怎么了，我没有犯错误，你们过来干嘛。

　　胡万昌：你这个房子盖得大，你钱哪里来的？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你反正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来的，我就要打击你，就要抓你。

　　解说：这是1982年的四月份，郑元忠的这个春天比冬天还难熬，提审持续了28天。

　　郑元忠：在磨磨磨磨，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到第29天，那一天拿了一瓶墨水，拿了一本草稿纸放在那里，给你最后两天时间，你写也得写，你不认罪，你也得认罪，他很凶过来，不写也得写，我说我就偏不写，我坐在会议室里面29天，那个墨水瓶我很气很气拿起这个墨水瓶，叭砸在那个墙上，只有二十分钟时间，来了一个拍照的，就随意把我拍了几张。

　　你可以回去了，工商局的，叫我你可以回去了，我走就走，谁怕谁啊，走着瞧，他说最后一句，我们分手的时候就这句话，我回到家里我第一感觉不妙，拿了钱，饭都没有吃，老婆孩子一句都没有讲，我怕他们哭哭啼啼麻烦，拿了这个钱就走。

　　解说：郑元忠跑了，胡金林跑了，其他几个大王纷纷落网，打击投机倒把的运动不仅在温州乐清县柳市镇取得了胜利，而且席卷到全国。

　　吴小莉：1982年初，中央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在讨论这个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年甚至修改了《刑法》对投机倒把等行为的量刑幅度都提高到可以判处死刑。

　　温州的“八大王”事件，正是这一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不过到了这一年的9月中共十二召开，提出了“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策管理下适当发展”。个体经济更在这一年的年底首次被写入了宪法，取得了宪法保护的合法地位。在外逃亡的郑元忠就觉得这些都是好消息，估摸着风声渐松，气候有变，决定回家看看。

　　解说：1983年9月20日，夜里两点钟刚回到柳市，郑元忠就在家中被捕，不到半年1984年初，同样以为风声已过，而回家的胡金林，也未能逃过牢狱之灾。

　　新闻：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很好，社会治安经过几年来的不断整顿，虽然有所好转，但整个来说还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还没有根本好转。

　　郑元忠：我抓进去，正好是这个机会，正好是严打，抓进去很多看守所里面根本就住不下，16个位置的里面已经32个人了，关押不下，我进去关在九笼第33，当天晚上就站着过夜，边上就一个马桶，坐在马桶边上，你叫谁，就这样的生活，里面33个全是流氓、盗窃、强奸，这全部是这一些。

　　解说：“八大王”的坐牢充分教育了温州人，搞资本主义尾巴是要承担风险和代价的。有资料显示1980年，温州市工业增速达到31.5%，到1982年却下滑到负1.7%，其后的三年也一直是徘徊不前。

　　袁芳烈：邓小平1982年讲话中，就直接就提到我赞成包产到户，现在还不够，还是保守还是不够，但这些话没有完全传下来。那么有的就说了，这共产党的政策像个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那么老百姓心有余悸，吃不透、看不准，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又怕冒富。柳市“八大王”现在还在牢里面关着呢，这时候提醒我了，“八大王”的问题到底怎么，具体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胡金林：对他来说，他当时也是决心比较大的，所以他对我来说，他后来说当时也是政治上很冒险的，随时会处理掉。

　　袁芳烈：到了温州市，我找了谁呀，找了法院院长孙昌，孙昌当时是中级法院院长，因为都是他判了嘛，我就找了他，因为我们很熟，随便说话，我说到底我厉害，还是你厉害，孙昌说那当然你厉害，你是书记当然你厉害，我是书记，我官大，我就厉害。

　　我说不见得，我说都说我厉害，我天天开会叫解放思想，动员老百姓发财致富劳动去经营，老百姓不动不敢动，我说你这个小院长不厉害这么一张判决书，那老百姓动都不敢动，谁都不敢动，我说我厉害，还是你厉害。

　　郑元忠：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就4月份马上释放，到了门口的时候，你暂时解放，叫暂时释放，签个字。

　　解说：此时在安徽芜湖，年广久日子也不好过，之前《光明日报》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报道，让年广久甚是得意。他当时以个人名义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工厂和厂里一百多号职工以及他们的麻烦，不久就有人来查年广久的税。

　　年广久：那还有个笑话，什么笑话呢，说我偷税漏税，你看打击我没用，讲我们偷税漏税六万，偷税的话呢，要坐班房，还到处宣传好，有账可查嘛，怕什么，又不是我私人一个搞的，国家净得，我承包，怎么搞到我头上来干嘛。

　　吴小莉：1984年10月22日，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就会变动人心，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这段话，不仅保护了处在风口浪尖的年广久，也打消了其他个体私营企业主们的观望心理，其实自这一年年初起，邓小平南下广东的影响力和深圳等特区的示范效应就持续发酵。“全民经商”热终于降临，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这让时红时黑或灰或白的温州人看到了希望。

　　解说：1984年春天，袁芳烈召开了一个全市公社书记以上干部的会议，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温州敲锣打鼓高调宣布，给“八大王”平反。

　　袁芳烈：那么从“八大王”平反以后，在全市的这个区域经济和市场又发起了一个高潮。

　　解说：温州这个有着悠久商品活动传统的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第二春，1985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温州视察，袁芳烈陪同在侧。

　　袁芳烈：最后到了码头那个地方，站起来，赵紫阳自言自语地说，真了不起，这么大个镇，这么大个城市，这么短的时间没要国家一吨钢材，没向国家拿一吨钢材，一吨水泥，真了不起，他就说这些，那就是赞成，这就是很大的鼓励。再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我们解放以后，我们的农村在历史上不折腾来折腾去，到现在的话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耽误了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完全不同，再耽误不得了。

　　吴小莉：今天回望改革初期所走过的历程，学者们普遍认为就是因为尊重了民间的创造性，使得他们的积极性有所发挥，才让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有机地融为一体。无论是农民的分田到户，民私营经济的复苏，还是温州模式的形成，这种自下而上的自发制度演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确认。

　　1984年，国家决策层终于达成了普遍一致的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年的11月18日，“新中国第一股”上海的飞乐音响股票向社会公开发行，人们思想和观念中的又一个禁区被打破了，而邓小平1992年的一句“要坚决地试”更促生了此后2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风云激荡，千千万万的中国股民也随之进入了一个风雨兼程，心惊荡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