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2014年，大热的纪录片当然是《舌尖上的中国2》，可是却看到“舌尖”的“老大”陈晓卿接受采访时跟北京青年报记者说：“2013年来最好的纪录片，叫《乡村里的中国》。”

　　《乡村里的中国》总导演是焦波。对的，就是拍“俺爹俺娘”那个焦波，58岁的山东人，长一张好像从来就没年轻过的脸，穿一条还是那么“八十年代”的牛仔裤，满脸皱纹慈祥得简直都像老奶奶，说话再大声、语调也诚恳得像所有人在老家都有的那么一个大哥。

　　2010年曾为他那些地震孤儿采访他，稿子最后发得惨不忍睹，为此内疚了整四年。想不到再相见，焦老师仍把我的名字叫得跟他的手一样暖。见两次，都是看《乡村里的中国》，一次在祁家豁子大超市旁边的海航影院，一次在东四小街胡同深处的“杂志客厅”。两遍都是举座周遭一起，看得又笑又哭。我自己更加离谱，第二遍比第一遍哭得还厉害，搞得前后左右都递纸巾。

　　一部纪录片。而且之前拍电影，焦波是零经验。

　　听焦老师长聊《乡村里的中国》，是4月20日，时逢“谷雨”，风长气静，窗外午后的庭院安详；再后来，“立夏”已逝，“母亲节”、“汶川地震6周年”，季节和时间静静流转，每个日子好像都跟我听到的话语有关，跟《乡村里的中国》有关。

　　一座变迁中的村庄 “这里的人眼睛还是干净的”

　　记者：为什么是您来拍这个纪录片？

　　焦波：其实是电影局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国家电影局现任局长张宏森跟我是老乡，他几年前就一直想做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电影，三五十年后还能够让大家看、让大家回味现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么一部电影。之前已经交给过几个制片厂，都没完成。因为他有一个铁的规定——必须这个摄制组在一个村庄住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没有人能够在村里住一年。他说：“你呢也这把岁数了，还能够沉得住气，应该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记者：原来还是命题作文，还有哪些不能改？

　　焦波：名字不能改，就叫《乡村里的中国》。必须严格按照24节气来拍。必须挑选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记录当前剧烈的城镇化进程当中一个村庄的变化、它在变迁的脚步，记录农民的理想和信念在实践路上遇到的挫折甚至无奈，以及他们无奈当中的坚持。我理解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的精神。

　　没有一个字的策划，没有一个字的剧本。接到任务还有20多天就过春节了。因为必须按照24节气来拍，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十三就开机。我觉得要体现24节气，那江南、东北都不行，只有我们这个黄河流域才比较合适。但是黄河流域太大，实在没办法，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挑选了，我就回到家乡。

　　这个村和我们属于同一县，我是淄博市的博山区，它是淄博市的沂源县，1990年从临沂地区划到淄博。那个时候我在淄博日报当摄影记者，多次去过。我们那个区我觉得已经不行了，城镇化建设速度太快，老百姓已经变得不像我拍“俺爹俺娘”时候老百姓的想法了。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我觉得这里的人相对眼睛还是干净的。做事很简单，不容易想太多说太多，高兴了就哈哈大笑，不高兴就你一拳我一脚地打起来，打完了事情又没有了。我怀念这种人的心境、态度和社会风气，所以想就在这个地方选一个村庄。

　　半个月选定了这个村。杓峪村600多年历史，是个古村。但是第二次去的时候，看到村庄里边两个大学生，就是认妈妈那个磊磊和杜深忠的儿子、跳杰克逊那个杜海龙，他们两个在村里边跳街舞。让我产生了一个兴趣——古老山村里的现代生气。然后磊磊告诉我，他们这儿每年举办一次春节晚会。大年三十晚上看央视的春晚，第二天看他们村里的春晚。这让我又产生兴趣。我想我这个影片的结束点就是来年的大年初一那天，村里一个热热闹闹的春晚，我觉得也挺好。

　　但是不知道“村晚”要发生些什么。那个磊磊是每年“村晚”的主持人加导演。他说“焦老师我回家给你拿几个盘去”，“村晚”的盘。但他说“我今天不让你到我家去，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这一下又让我产生兴趣。

　　他不让我到他家去，我就跟杜海龙说到你家看看。就看到他爸爸杜深忠在写字，在地下，阳光透过门框射下来的那个光影上写字。杜深忠跟我说：“焦老师，这个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我一下就对这个农民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我对这土地一点感情都没有”

　　记者：杜深忠是您这片子里最大的“奇葩”。

　　焦波：是啊。然后他老婆就在那儿唠叨，说“焦老师，俺俩这一辈子就是一部战争片，成天就是玩他这些个，不管我们家的生活怎么样。这么穷，他还不是买墨就是买笔，成天除了写就是画”。我说：“我要在这儿拍一年，如果在你们家拍，你们战争的时候让不让我拍？”她说：“老师你愿意怎么拍就怎么拍。”就是这么一席话，我就选定了他这一家。我说：“那这样啊，过了年马上过来拍立春。”这边的习俗我已经了解了，立春涂羊、写春字。就这样跟他没俩小时接触，可能凭我这一生的经验吧，很冒险地就确定了他是片子的主人公。

　　记者：网上不少人感叹您“很幸运，遇到了一群这么有戏的人”。

　　焦波：这东西绝对不是光去遇能够遇到的，应该是我们“发现了一帮有故事的人”。为什么我们选的这三家都有故事、都没选错呢？你不觉得我有眼光吗？（笑）我是说对生活的思考，对一些东西的观察。我们一直在思考、在观察、在选择。

　　记者：是不是因为您是从那块土地出来的，有了解才有灵感，知道什么是有意味的？

　　焦波：这个对。而且我不是光在土地里，我还跳出来，又再回去了。你如果一直在那个村里生活，那麻木了。你如果一直在城市里边，融不进去，也发现不了。

　　这个村的人没有镜头感，不排斥镜头，从来没有这种磨合期，对我们特别特别的信任。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长得太农民了。我在去拍这些老人的时候，我眼中男的就是俺爹、女的就是俺娘。当我拉着他的手跟他交谈的时候，他觉得这就是跟他的一个大侄子、一个邻居在说话，他就会掉泪。

　　杜深忠说“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那句话，最早是在清明，他家里走了一个老人，他去上坟。在那儿他指给我看：“焦老师，这就是俺爹俺娘的坟。”我说：“哎呀老人在这儿，跪下给他磕个头吧。”就给他爹娘磕了三个头。他就感动得不得了。其实当时我没有说刻意地想感动他，我说在家里给我父母、给我爷爷上坟的时候，我到旁边邻居那老人那儿也磕头，很正常，逢年过节给老人磕头很正常。但他就觉得不寻常——“焦老师在北京是大艺术家，来这儿不光看得上我，还看得上我父母，我一辈子视他为我的知己，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说”。

　　所以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把录音笔也关掉，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就坐在那地上，他说：“焦老师，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这土地一点感情都没有。这三尺贫瘠山地不养人，只不过是没办法，无奈。”我一听：“这话很深刻啊，你怎么不让我录呢？”他说：“这跟传统的教育不对呀，农民怎么不爱土地呢，就应该爱土地，就像战士应该爱钢枪，工人就应该爱工厂，学生就应该爱课堂，农民就应该爱土地，我们这传统教育就是这样的。”

　　我跟他讲：“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有着你同样的经历。我如果不出来的话，我就是现在的你。我希望你这句话能唤起很多很多人的共鸣，我希望你在我们的片子中能够说出这句话。”没想到过了大半年以后，年底打扫卫生老婆翻出他那些四五十年前写的东西的时候，他又把这番话非常一气呵成地说下来，那么长的镜头。当时我们看到已经很震撼很震撼。

　　一段“恰到好处”的“主旋律”

　　“30岁时的理想，到60岁我还没放弃”

　　记者：这么“不正确”的话也通过审查了？

　　焦波：通过了。这个片子虽然是电影局给的命题作文，但是张局长他是这样嘱咐我的：“你不要把它拍成一般的宣传片，不要拍成那种故意的、所谓的那种‘主旋律’，要真实。”实际上，如果真是那种片子的话，我也不愿意干。那样可能找一帮人半个月就拍了，何必要用一年盯一个村庄呢？

　　上面给了我一个尺度，不要中央台播的宏大叙事的那种纪录片。但我是体制内的人，我知道政府要什么。我既要照顾这个片子拿到“龙标”（放映许可），要能够上院线、让更多的人能在电影院看到它，又要把我的想法放进去。

　　我觉得人活着是什么，我们老家叫“延活”，用普通话怎么翻译？挨活？不论到什么高官厚禄、是不是有文化，可能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无奈，都是这么挣扎着、挨着、熬着，一天一天地过，一辈子一辈子地过。生活很难，但是就像杜深忠一样，永远不趴下。我觉得这是主旋律、正能量——30岁时的理想，到60岁我还没放弃。尽管他是个体，是个案，可能还是个另类，但我觉得他代表了提高中国农民文化素质、精神素质的一个方向。

　　以前我自认为我的乡村情结非常重。我父母活着的时候，一个月我从北京必须回去一次，然后蹲在家里拍他们、拍那些老百姓。对土地对农村对农民，我觉得了解得很深刻。但是拍下来这一年，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浅，我还只看到一些表面，比方说沉重、无奈，他到底沉重在哪里，到底无奈到什么程度，我切身、我在他旁边、在他眼皮底下我看到了，那些我体味到了。

　　杜深忠有一个理想，他说：“焦老师，我这一辈子一个理想就是，到最后盖上两间小房子，窗户很大，每天太阳从窗户射进来。我的椅子后面就是一个书架，我每天避开我老婆无穷无尽的那种唠叨，我能看看书，然后再有钱，我去买上一块泰山石，你从北京找一个书法家，给我写上四个字，‘松石书屋’。”他的要求不算高。这些不算高的梦想，一个一个堆积起来就是习主席的“中国梦”。中国梦它不是那么空洞的。

　　记者：可能也有人会觉得您这片子温和了。

　　焦波：是。有些东西，有些人说你拍了吗？我说我拍了也不愿意加上。有些人说你还是不深刻，打工者死亡你为什么不追下去？我们的农村比这苦得多，你为什么不继续追？我说我不想把那个作为主流。我说这片子里有些东西你看到了没有？它里头那些很尖锐的话，你懂了没有？有些东西，让它恰到好处。我就是这么处理的。

　　记者：比如说呢，乡村的凋敝？

　　焦波：确实农民不种田了。像我们那个村，每年以30个大学生往外考。为什么？当时我们那个村太穷了。所以说我们那个村的成绩特别好。就是考户口，我就是这样出来的。这种现象，你想阻止它，也不可能。我们无力回天。

　　我也想，我现在已经该到回去的年龄了。我接这部片子的时候，就是我到张局长家里说我要回家，我在家里包了一千亩山，我想要回去种地去了。2008年已经开始栽树了，都是银杏、国槐、枫树、柿子树，这种树二三十年都长不成材，到我死的时候，我得不到任何回报，只给家乡留下一片绿色。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当年逃离土地，现在又不断地在回望土地；在逃离家园、又不断地心系家园；在离开母亲，到最后想反哺母亲，这么一个心路过程。

　　今年是俺娘走10周年。我也是想用这部片子来回报家乡、回报农民、回报像母亲那样的乡亲。我给老百姓留下这么一部片子，让老百姓心里的话——如果上边不知道的话——我把这些话转答转答；让那些离开乡村的人，再回味一下；让只有城市生活的人，看一看乡村是什么样、农民是什么样。现在城里人都在说乡愁，习主席也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上溯三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如果没了村庄，我们连个安放乡愁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片子的首映式，我想放在杓峪村。然后我们接着记载这个村庄的变化。保护不等于不改变，老百姓房子修得好一点，不漏水，很漂亮，四合院，门对门，户对户，然后呢，路很畅通，孩子有学上，老人有保险、有地方看病，手头很宽裕，杜深忠也能看书，也能弹琵琶。我觉得这种宜居最重要。

　　《乡村里的中国》

　　纪录片。97分钟时长，全程记录山东淄博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村民的龙年。

　　600年历史的杓峪村，是沂蒙山区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古村，主要出产红富士苹果。

　　“第一男主角”杜深忠60岁，瘦得骨感，农活干得比较抱歉，村里人 “恭维”他：“你是个才人，就是果树管得少。”读过高中当过兵，34岁才结婚，婚后没两天就丢下妻子跑去北京上鲁迅文学院培训班。“有点钱成天不是买墨就是买笔、不是买书就是买本”，他的妻张兆珍一天学没上过，但“一出口就是对仗排比”，为他如此“从来不管家里生活”，两人“这一辈子就是一部战争片”。

　　杜滨才（磊磊）是村里两名大学生之一。因为父亲“有神经病”，三岁时母亲就弃他们外嫁。磊磊校内校外荣誉满满，回家面对父亲却有时“烦气”。临近岁末，他终于在婶娘的再三劝说下去认了他妈。大年初一村里的联欢会上，他唱了一首《父亲》，对人群中的父亲说：“爸爸，这一年你辛苦了，谢谢你啊。”全村人连同焦波他们都哭了。

　　焦波其人

　　摄影人。曾任淄博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摄影记者。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

　　历时30年为爹娘拍摄照片12000余张、录像600多小时，并于199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俺爹俺娘”摄影展。

　　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六进灾区拍摄地震孤儿，并收刘明复等六地震孤儿为徒，送他们照相机，教他们学摄影，助他们通过镜头洞开心扉，渡过劫波。

　　2012年立春，率5个学生（平均年龄不足20岁）进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的杓峪村，历时373天零距离拍摄村民，1000小时素材最终呈现为97分钟纪录片。2014年，《乡村里的中国》将院线上映。

　　村儿电影社

　　总导演焦波58岁，其他摄制组成员平均年龄不足二十。

　　从2012年2月团队进村，前后373天，其间他们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六人分成三组，分别深入三个重点家庭，和村民一同作息。山里早春格外冷，最低到-10℃。晚上睡觉焦波靠把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下来取暖。手头宽裕时，他们去邻村小餐馆下馆子；手头紧张了，就一起做菜。冬天每隔十几天，才集体驱车2小时到县城小宾馆，开个房间排队洗澡。他们每天都在村子里边转边看，“只有村里的小狗能跟我们比。”李梦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