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字溯源

　　古代对“贪”字的描述，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翻阅经典，我们可以先在宋代《册府元龟》卷307《外戚部·贪黩序》上看到“徇财曰贪，玷官曰墨”的说法；其二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其三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其四见于最早的诗歌总集之《诗经·大雅·桑柔》：“贪人败类。”

　　从这些最早的有关“贪”的定义里可以看出，贪官以谋求财产为标志，谓之“徇财”。“玷官”意指“有污点的官”，而我认为叫“脏官”最合适不过。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可叫做“赃官”。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基本的定义，贪官，是利用权力求取不义之财和享受的官员，其状为黑，其质为脏。

　　至于贪官究竟始于何时，相关的研究成果说法不一。顾炎武在其《日知录集释》卷13《除贪》中说始于“汉时”；刘泽华与王兰仲合写的《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一文称“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翦伯赞在其《贪污列传序》中又讲：“殷商以降，跟着私有财产制度和阶级国家的成立，贪污遂成为统治阶级的职业。”而周怀宇在其《贪官传》的序中则言，贪官大约在原始社会晚期尧舜时期即产生，迄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姑且不论这一个“贪”字的历史到底有多悠久，重要的问题是，这么一种肮脏的东西何以从古至今，延绵不绝，层出不穷？

　　传统的贪污手法

　　贪污不外围绕着钱、权、色三样，现在的贪官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少创新能力，时至今日，仍然离不开这“三字经”。至于贪污手法，古今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变化。

　　先看买官卖官。现代贪官比较实在，买官卖官就叫买官卖官，一点也不含糊。但古代比较“文雅”，客气地称之为“赀选”。“赀”，指财货，“纳赀”，指向封建政府交纳金钱或财物，拜官授爵。故“赀选”又叫“卖官鬻爵”，而国家府衙则是名正言顺的大卖主。秦时，纳粟授爵。西汉文帝时，为了培养民众对于抵抗匈奴的爱国情操，政府“令边民入粟边”，拜爵，同时，又颁布纳赀钱可为官的法令。中国的卖官制从此大兴。

　　令人叹服的是，这种卖官制始建的初衷竟是为了反贪！西汉初期，中下级官吏俸禄不高，为了避免家贫者为吏则贪，所以纳赀为官。按当时的行情，交十万钱乃得为官，有市籍的商人，不得为官，遂造成“贾人有钱不得为吏，廉士无赀又不得为官”的局面。西汉景帝时，鉴于廉士寡欲易足，交四万钱就可以做官。皇家卖官打了个四折，算是优待廉士们。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说，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但到底用多少钱换来一“郎”之职，不得而知。至于汉代有名的清官张释之，居然也是“以赀为骑郎”，后升至廷尉，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买官去当清官，足见古人为人民服务之觉悟。

　　西汉武帝后期，自由民主之风甚炽，大大扩大了卖官的范围。到了东汉中后期，卖官几乎成了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汉灵帝是一代明君，他在售官方面做到了公开透明、童叟无欺，在京城皇宫门外公开贴榜，标价出售。《文献通考·选举八》载：崔烈出钱五百万买了个司徒，灵帝后悔打折太低了，说：“我真有点后悔，太便宜了。”《资治通鉴·卷58》载：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灵帝因“以有清名”而减价，让他出三百万钱升任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有人给司马直算了一笔账：太守每年的俸禄是两千石，时价二千万，皇帝让司马直出钱三百万，简直便宜透了，打折不足二成！但问题是，三百万的钱相当于司马直当时任职的19年工资的总和，如果不打折，则相当于司马直128年的工资总和。最后的结果是，司马直连打折后不足二折的买官钱也拿不出来，请辞，上不准，司马直自杀！

　　到了清朝，“赀选”改称“捐纳”。时下在荧屏上炒得火热的李卫——雍正时期担任过兵部尚书、刑部尚书、直隶总督，就是捐纳出身的。乾隆时期，国家每年的卖官收入达三百万两白银，到了嘉庆时期，子比父强，卖官收入达到了四百万两白银。

　　再看买法卖狱。清朝文学家方苞蹲过中央级的监狱，遂成《狱中杂记》之名篇。篇中说：犯人临刑前，有人会找你谈心。如果是凌迟处死，刽子手可以先刺你的心，也可以先卸你的胳膊腿儿。如果是绞刑，可以一上架就断气，也可以绞上个两三回。总之，一切全看你的意思了。意思够了，就给你来个痛快的死刑，意思不够，就叫你生不如死，死又不得好死。看了方苞的文章，你就会明白，影视作品里的死刑犯临刑前跟刽子手说的那句“哥们儿，来点痛快的！”竟然全是虚的，如果没有银子打点，想临死找痛快，没门儿！维新人士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地走上了刑场，他却不知，他的家人为了能保住他的全尸，费了多大的周折。谭受的是“斩刑”，斩刑也有诸多讲究，一刀下去，头滚老远，痛快是痛快了，可家人不愿看见人首分离的惨相。最高级的斩法是，一刀下去，头断皮连，人即咽气。后人再出钱找人，用专业手法把死者的头和脖子缝到一块才好下葬。问题是，要想得到如此斩法，需要重重地下贿，否则刽子手不干。

　　一个社会，若出现上述两种贪污现象，整座大厦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