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说过：海外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对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高度认知和理论概括。当然也包括对潮汕华侨的充分肯定和最高赞誉。孙中山用这句形象化的语言来说明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华侨里面开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最早的成员及赞助人是华侨,华侨对于促成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回顾历史风云，潮汕华侨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先锋和骨干作用，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还积极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支持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潮汕华侨也是革命之母。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潮汕华侨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积极从事民主革命。1903年，新加坡侨领林义顺与其舅父张永福及厦门人陈楚楠在新加坡创办《图南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张永福还组织成立了同盟会南洋总部，又与林义顺、陈楚楠等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同盟会分会的机关报，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南洋总部成立之后，林义顺立即到槟榔屿、仰光等地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下，新加坡的另一位潮籍华侨许雪秋加入了同盟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奉派返潮汕相机发动起义，因联络失误，计划告空。1907年5月他再次按孙中山指示，筹划在饶平县黄冈起义。但因敌众我寡，在清军反扑下，起义宣告失败，史称“丁未黄冈起义”。

　　新加坡、泰国等地华侨还从财力、物力方面给民主革命以大力支持。华侨富商林受之继承父亲林继志的生意，从事树胶买卖。后来创办同永顺洋杂货店，另外设立锦淞商店，从事甘蜜、黄梨、树胶种植及开炭生意。积极捐款资助革命。

　　1906年，孙中山来新加坡，设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并开设中华公司作为革命机关。林受之在晚晴园的同盟会分会任要职，并兼任中华公司总经理。

　　林受之为帮助革命，总共捐出家财数十万，结果家产荡然无存，儿女沦为佣工。

　　辛亥革命成功，财政告急，各地对南京革命政府支持238万余元，泰国华侨郑智勇独力提供100万元，占支持总额40%。

　　据史料记载，清末民国初期潮汕著名的华侨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高绳芝坚决站在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一边，秘密参加同盟会，推翻清朝。在惠州起义一役，高绳芝秘密捐款2万银元作为军费。黄冈起义时，他又负责后勤工作。辛亥革命全面爆发后，潮汕地区积极响应革命，高绳芝为革命大局奔走，慷慨解囊10余万元银元以充军费。11月潮汕先后光复。1911年11月13日，即是汕头光复后的第3天，高绳芝被推举为汕头民政长，为了地方安宁，一向无心仕途的高绳芝不得不临危受命，出任“全潮民政财政长”。搁下繁忙商务周旋于各军之中，在他的规劝下，部分军队退出汕头，才使汕头免成火并之地。

　　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任汕头华侨联合会会长、粤东造林的先驱归侨陈美堂先生在华侨中做组织联络工作，动员华侨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辛亥革命唤醒了海外华侨的中华民族意识，推动他们更加紧密地与祖国家乡交往交流，更加主动深入地参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伟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香港潮州商会同仁莫不义愤填膺。他们立即投日救亡工作，动员、组织香港潮商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抗战全面爆发，积极募集钱物支援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和坚守吴淞口抗日的翁照垣将军。与此同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潮籍华侨于当年8月15日成立南洋筹赈总会和抗日救国会，各工会、社团、各宗乡会馆响应筹赈总会的号召，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筹赈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陈慈黉孙子陈守明从香港黉利栈划拨1000吨大米支援祖国抗日，1939年他又捐国币85万元，1940年他又出资在重庆组织华西垦殖公司，以便筹集抗日战区物资供应。除了个人捐献救国巨款，他还出资派遣泰文和中文报记者赴中国战地，真实报道抗战情况，广为宣传。另一位在南洋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华侨庄世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把侨胞们的馈赠和捐献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内各地的抗日军民，特别是抗日坚决而又物资非常缺乏的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等人民武装。 在泰国，时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的蚁光炎与侨领陈景川、副主席廖公圃、郑子彬一道，积极推销抗日救国公债和进行募捐活动，先后共筹集600多万元。还多次汇款到香港华北银行，由宋庆龄、廖承志转交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武装，支援祖国抗战。华侨陈子谷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到国外华侨中募捐，辗转泰国，捐得棉衣及6万元国币，连同自己分得的家中部分遗产20万元国币，一起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解决新四军2个月的经费。回国后又赴皖南新四军部队参加抗日。

　　还有许多爱国华侨归国奔赴前线，参加抗日队伍。旅居马来亚的侨领黄子松成立了“黄子松机工回国服务团”，到中国担负战时运输工作。后来日军侵占马来亚，黄子松被捕就义。揭阳籍郑植之兄弟在香港设立捷和制造厂，专门生产军用器材及铸钢等。香港沦陷后，捷和几家工厂均被日军“接管充公”。郑氏兄弟立即从广州抢运出部分设备，远赴广西柳州设厂。不久柳州沦陷，他们又将工厂迁往贵州，后再迁往重庆，为抗日部队生产军需品。马士纯、黄声等爱国华侨还回潮汕参加抗日。

　　蚁光炎是海外侨领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因积极从事抗日活动，触怒了日伪政权，1939年11月21日晚，蚁光炎在曼谷耀华力路被刺杀，时年60岁。1939年底，在重庆出版的《华侨先锋》一卷十六期中曾披露：蚁光炎先生对祖国抗日异常尽力。抗战开始后，他领导暹罗侨胞献纳捐款总计六百万元以上，加上推销救国公债和捐献大批抗日物资，数量更为庞大。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把中国拖入了战争。在此期间，许多潮汕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居住地通过办报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少爱国侨领和热心人士，募集款物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大批海外潮籍爱国人士和热血青年，毅然回国参加解放战争。

　　蚁美厚，抗战胜利后当选为暹罗华侨各界建国救乡联合总会会长，为救济祖国灾民、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1946年冬，中国民主同盟泰国支部成立，他任支部委员，并任其机关报《曼谷商报》董事长。1949年10月1日，以爱国侨领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全国侨联副主席。

　　庄世平是金融家，爱国典范，杰出侨领，他为中国的抗战，为新中国的建设，为汕头特区的建立，竭尽全力。被誉为“红色资本家”。

　　明清之后潮人大量移居东南亚，近几十年来又分散到世界各地，潮汕侨胞不论旅居何方，都遵循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形成强烈的根源意识，略有所蓄，就及时把“血汗钱”寄回家乡，恪尽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当时金融、邮政、电信机构尚未建立，海外侨胞只能通过“水客”、批局等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将汇款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寄回国内、这种特殊的凭证，就叫潮汕侨批,其基本特征为“银信合一”。简单地说，潮汕人称华侨寄来的钱款书信叫“侨批”、如今包括潮汕侨批在内的“侨批档案”已成功地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遗产名录》，并正在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

　　与此同时，潮汕华侨还把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捐资于各项公益事业，并投资于多种商贸、实业，拥护祖国的改革开放。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潮汕三市接受潮籍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捐赠合计人民币88.18亿元，其中相当部分是捐资建设潮汕文化载体。由潮籍侨胞捐资新建、扩建和助建的大中小学和职业技术学校近4000所。李嘉诚把办好汕头大学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至今为汕大捐助31亿港元。香港实业家林百欣捐资3亿多元兴建了林百欣国际会展中心等一大批社会公益事业。谢慧如、陈伟南、谢易初家族、陈弼臣家族以及陈世贤、林世铿、吴清亮等名人都为家乡建设捐了巨资。

　　迄今为止，李嘉诚通过他的基金会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项目的捐款107亿港元。林百欣在祖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潮汕地区捐款救灾、兴办各种公益福利事业总计超过7亿元，荣获“中国最具影响百名慈善人物”称号。

　　据了解，海外潮人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促进了所在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又把潮汕优秀历史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特别是潮汕方言与普通话、潮剧艺术欣赏、潮菜、潮汕侨批、潮汕民俗、潮汕工艺美术等的传播更为突出。由马来西亚第二代华裔陈再藩，著名歌乐教育家、作曲家陈徽祟于1988年共同创作的二十四节令鼓是在潮州大锣鼓基础上发展起来。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令为创意，结合南方广东狮鼓和传统书法艺术的特点，诠释传统文化，是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创造，鼓声一响，就像一种来自中国古老文化的呼唤，令海外华人共鸣。现已成为亚洲华人世界许多大型节庆、宴会的重要表演。2005年9月12日,“二十四节令鼓”首次在中国炎帝祭祖大典上擂响。二十四节令鼓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两个由华族创作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潮汕华侨对革命和建设的贡献很大，为了进一步调动华侨爱国爱乡的积极性，必须继续完善华侨政策，特别是做好华侨的第三、四代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