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言的“农民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里，农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主体。因此，“小农经济”就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体现在文化品格上，“农民意识”自然就成了认识中国民族性的一个关键词。只是，虽然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重农”的传统，可大概自从“工业化”和“工人阶级”这些代表先进文化的词汇产生以后，“小农经济”和“农民意识”就常常成了“落后”、“封建文化”的代名词。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社会奇观：一方面，中国是个农业国，在国际现代化浪潮的催逼下，不能不急起直追现代化、工业国的伟大目标，而现代的中国革命从根本上也是一场农民革命；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却为了“继续革命”而严重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一方面，在政治上，“贫下中农”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的实际生活和经济地位却长期得不到改善，以至于无数农民的后代都渴望通过考学、当兵、务工逃离农村、进入城市，“跳农门”一词因此充满了悲壮与悲凉的意味；一方面，农民的淳朴、勤劳、善良、坚韧一直是许多文艺家讴歌的品质，“乡愁”、“寻根”成为许多文艺家创作的主题；另一方面，“农民意识”又是日常生活中明显带有自私、狭隘、目光短浅等特定语义的一个贬义词……“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改造国民性”思潮批判了国民性中蒙昧、麻木的一面，影响至今。而毛泽东时而肯定农民革命的历史贡献，时而又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有关论述也表明了他对农民复杂性的认识。在这些矛盾现象的深处，实际上有一个文化课题：该如何认识“农民性”？在当代政治家、文艺家关于“农民性”的矛盾论述的后面，又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奥秘？在一连串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革命”过去以后，重新认识“农民性”显然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重新认识“国民性”的问题。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农民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不是“农民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工农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的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根深蒂固。这样的结果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从农村开始，也打开了当代人重新认识“农民性”乃至“国民性”的新思路。

　　出身农民的作家莫言就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他指出：“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说到农民的“狭隘性”，他认为：“狭隘是一种气质……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大度、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因此，他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同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是变种的，是烙着封建主义痕迹的”。他的这些议论都突破了“阶级论”的框框，道出了“阶级”与“人性”的彼此缠绕、鱼龙混杂。而当他的《红高粱》因为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事迹而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时，他也的确弘扬了中国“农民性”——“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读着那些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里“杀人越货，精忠报国”的普通农民的故事，我很自然想起了《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想起了当代那些讴歌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刘亚洲的《陈胜》到凌力的《星星草》、寒波的《石达开》、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尽管我知道，关于农民起义的是是非非、负面影响，已经有大相径庭的各种说法。

　　只是，在《红高粱》的续篇《高粱酒》、《狗道》里，讴歌农民英雄气的主题却常常被“颠倒的世界混沌迷茫，不灭的人性畸曲生长”之类感慨以及主人公余占鳌的一声叹息“乏透了”所取代。在这样的感慨中，好像浸透了与西方现代派文化息息相通的虚无主义情绪，其实又何尝不是中国农民文化传统中的麻木、冷漠幽灵在当代的重现！——在与《红高粱》、《高粱酒》、《狗道》几乎同时发表的《枯河》、《筑路》、《草鞋窨子》里，就充满了对麻木、冷漠、贪婪、残忍的“国民劣根性”的无情批判与叹息。如此说来，莫言来自农民，有着农民的自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无视农民的弱点。其实，那些弱点又岂止只是农民的弱点？士农工商，哪个阶层中没有麻木、冷漠的人们？而且，麻木、冷漠又岂止只是“国民劣根性”？！许多“国民劣根性”其实不也与“人性恶”紧密相联吗？

　　二  莫言的“农民意识”四层次

　　莫言的“农民意识”有哪些表现？值得研究。

　　综而观之，莫言的“农民意识”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率真的世俗姿态。莫言刚出名时就承认：“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后来，他进一步坦承自己“当初想当作家，就为了一天能吃上三顿饺子！”堪称朴实，也令人叹息。在那个吃不饱饭的革命年代里，这样的文学动机浸透了悲凉！在那个吃不饱饭还做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埋葬一切帝、修、反”的迷梦、说大话、空话、假话成风的荒唐年代里，这样的文学动机也显示了农民子弟的率真与叛逆。

　　二是农民的欣赏趣味。广大农民是喜欢“重口味”的故事的。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样混合了“英雄故事”与“暴力叙事”的文学经典，到《聊斋志异》那样的“魔幻”叙事，都是因为凝聚了中国民众的“重口味”欣赏习惯才长期受到他们的欢迎的。莫言亦然。他从小就看过《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熟悉到“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还读过《青春之歌》、《三家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的“红色经典”。而且，对《三家巷》中关于美丽少女区桃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关于冬妮娅的爱情描写印象极深，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影子，手不由自主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也使他“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这样的回忆，相当真切地写出了少年莫言的青春苦闷，同时也道出了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里，无数青少年从焚书的浩劫中偷偷保留下来的文学名著中了解何谓爱情的历史真情。莫言的小说不避火辣、“重口味”的爱情描写，从《红高粱》中著名的“野合”场面到《丰乳肥臀》标题的惊世骇俗以及小说对农村妇女叛逆形象的“重口味”刻画，再到《檀香刑》对酷刑的渲染，都在当代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也充分体现了莫言的“重口味”个性。也正是因此，他成名不久就已经引起了评论家的非议。例如艾晓明的评论《惊愕•恶心•沉思》就在充分肯定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的成就同时，道出了阅读中的“恶心”感；李陀也指出了莫言的《红高粱》“混合着崇高与粗鄙”，其中张扬的生命力“甚至带有一种粗野的、原始的色彩”的特色。这些批评在切中肯綮的同时，也足以使人联想到作家乃至许多中国人都有的审美趣味：还原生活的“原生态”直至不避粗俗，不惧惊悚，从而表现出“中国式率真”。虽然，中国的正统审美理想是“温柔敦厚”、“思无邪”，可从《韩非子》、《世说新语》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是不乏对阴暗、怪诞、暴烈、淫邪、惊悚的痴迷渲染的。

　　三是农民的狡黠。所谓“农民的狡黠”，指的是不拘泥礼教，不迂腐，在上天入地的灵活中，获取利益。小时候，莫言就偷喝父亲的酒，而且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会“每次偷喝罢，便从水缸里舀来凉水灌到瓶中。”成为作家以后，他佩服美国作家福克纳和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两座灼热的高炉》；可就在同时，在他发表的创作谈《黔驴之鸣》中，他又写道：“我现在恨不得飞跑着逃离马尔克斯、福克纳。”多年以后，他在美国演讲，更放言成名之前读了福克纳的名著《喧哗与骚动》以后“心中不以为然”的体会，感到自己“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可见他在学习、佩服的同时就已经有了逃离的意识、超越的胆量。《丰乳肥臀》出版后很快受到了措辞严厉的声讨，当时莫言没有辩解，但他心里是不服气的。有他后来的回应为证：“你可以不读我所有的书，但不能不读我的《丰乳肥臀》。”事过情迁几年后，他多次这么说。他甚至这样反击对《丰乳肥臀》的批判：“封建主义那套东西，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中，其实还在发挥着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的这部小说发表之后激怒了许多人就是很正常的了。”他的聪明与固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农民都知道“钓鱼不在急水滩”，“出水才看两腿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还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四是农民的叛逆冲动。在莫言的作品中，除了对于农民生存状态的生动描绘以外，还应该特别提到他对于农民反抗精神的渲染。

　　莫言的爷爷就很有反抗精神。莫言曾经回忆说：“我爷爷是个很保守的人，对人民公社心怀抵触。……爷爷没在人民公社干一天活……他发誓不到社里去干活。干部上门来动员，软硬兼施，他软硬不吃，有点顽固不化的意思。他扬言人民公社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莫言”这个笔名就来自对自己喜欢说话的警诫。尽管如此，作家仍然“改不了喜欢说话的毛病。为此我把文坛上的许多人都得罪了，因为我喜欢说的是真话。”作家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作家常常以惊世骇俗的文学风格挑战读者的审美习惯，以不同凡响的故事挑战某些“禁区”，并因此搅起非议与争鸣，也体现了作家性格中的叛逆性。他在《红高粱》中讴歌祖辈“杀人越货，精忠报国”那“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在《丰乳肥臀》中尽情赞美了母亲的叛逆性格和司马库敢作敢当、侠肝义胆的豪气，也都体现了莫言对独往独来的民间英雄的无限神往。

　　谈到中国农民，“淳朴”、“善良”、“能忍”或 “狭隘”、“麻木”、“狡黠”是人们常常想到的词。其实，中国农民也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一群人。研究表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频率之高、规模之大，举世罕见。他们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掀起了改变历史的狂飙。

　　在《红高粱》发表两年后的1988年，莫言发表了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小说是根据1986年山东苍山县的一起民变写成。农民们响应县政府号召种蒜薹并获得了丰收，却因政府任意征税、压低收购价格而损失惨重。加上县长、乡党委书记的麻木无情终于激怒了大家，人们自发包围了乡政府，打砸一气，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并没有正面描绘暴动的过程，而是通过几个参与了闹事的农民被捕以后的遭遇写出了他们的悲愤与绝望：“反正是我也活够了……”“我窝囊了半辈子，窝囊够了！”“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我求你们枪毙我！”小说通过辩护人之口道出了1980年代已经出现的“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农村经济改革带给农民的好处，正在逐步被蚕食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天堂县昏聩的政治！”“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所以，我认为，被告人高马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是农民觉醒的进步表现，并不构成反革命煽动罪！”最后，闹事的农民被捕，而县政府领导在受到处分后调任他职的结局也令人长叹。虽然，《天堂蒜薹之歌》的文学成就与影响显然不能与《红高粱》相比，但其中交织的复杂情绪却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当代作家不同于鲁迅那一代人和赵树理那一代人对于“农民性”的深刻理解：农民是顺从的也在被伤害以后敢于抗争；农民的抗争是悲壮的也是绝望的……“农民问题”，这个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社会难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文化问题，还是人性问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罢，“闹革命”也罢，“包产到户”也罢，到头来为什么还是问题多多、困难重重？

　　当代有许多作家来自乡村。无论是高晓声、贾平凹、路遥、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迟子建那样的“乡下人”，还是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梁晓声、马原、王安忆、铁凝、阿城、池莉那样下过乡的知识青年，都与乡村有过深厚的精神联系，因此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打上了农民的烙印。中国作家的农民性，值得深入研究。

　　三   莫言与农民的“酒神精神”

　　莫言的敢写、敢说，体现了他的个性。可以称之为“酒神酒神”；也可称之为“匪气”。既然他对于余占鳌、司马库是那样的欣赏。

　　而当代作家中写酒最有成就的，莫言应该算一个。

　　在1986年发表《红高粱》之前，莫言的小说是追求空灵、朦胧的风格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都显示了他关于“文艺作品能写得象水中月镜中花一样，是一个很高的美学境界”的追求。但从《红高粱》开始，这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一直到《丰乳肥臀》、《酒国》，一篇篇都散发着浓烈的酒香。作家生动刻画了中国农民“那种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而那精神在相当程度是与酒有关。“酒使人性格豪爽，侠肝义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酒也使人放浪形骸，醉生梦死，腐化堕落，水性扬花。”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借酒浇愁或者助兴、率性而活的故事里，体现出作家对于酒与人生、酒与历史的神奇感悟与浩叹。

　　作家曾经自道：他从小就馋酒，偷酒喝，在喝了酒后的兴奋状态中“抬头看天，看到了传说中的凤凰；低头看地，地上奔跑着麒麟；歪头看河，河里冒出了一片片荷花。荷花肥大如笸箩的叶片上，坐着一些戴着红肚兜兜的男孩。男孩的怀里，一律抱着条金翅赤尾的大鲤鱼……”在这样的回忆中，已经不难看出莫言感觉奇特的个性了。他的作品富于想象力，风格泼辣瑰丽，在他自己看来，是因为“我的情感、思维也从来没有清晰过”。而这样的思维，正好与醉酒的状态相似。因此，不妨称之为“狂态思维”或“醉态思维”吧，在这方面，莫言“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与李白“斗酒诗百篇”的状态，与草书书法中“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品格，可谓一脉相传。在他的创作体会中，想象力、“浮想联翩，类似精神错乱”，“文学应该百无禁忌……在荒诞中说出的道理往往并不荒诞，犹如酒后吐真言。”

　　但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红高粱》发表于1986年。那一年也是思想界、文学界的“酒神精神”高扬之年。“尼采热”就陡涨于1986年。周国平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书就出版于1986年，并很快风靡青年学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快乐的科学》、《瞧！这个人》等书的中文版也都在1986年出版，推动了“尼采热”的升温。尼采宣告“上帝已死”，正好表达了当代中国人“现代神话已经终结”的心声；尼采倡导“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暴”，恰好迎合了当代中国人生命意志觉醒、欲望膨胀、情绪浮躁的心态。也是在1986年，“性文学”的风潮震撼了文坛：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铁凝的《麦秸垛》这样的小说，还有苏晓康的报告文学《阴阳大裂变》，都因为深刻剖析了人们的性困惑、性心理而风靡一时，也令卫道士们瞠目。还是在1986年，崔健的摇滚乐震撼了乐坛，并掀起了影响久远的“摇滚乐热”；许多诗人们也像李白一样狂欢纵酒、乘着酒兴疯狂写诗；不少作家争相以追逐粗鄙化为新的时尚（评论界就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发轫之作是刘恒的《狗日的粮食》，而该作也就发表于1986年）……此外，因为“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之类“体脑倒挂”现象的涌现，因为“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的“下海热”的高涨，新的“读书无用论”像瘟疫一样流行开来，人们在“先富起来”的欲望驱使下争先恐后地下海，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迅速爆发，犯罪率直线上升……一切，都是当代中国人“酒神精神”空前高扬的体现。

　　中国人吃够了禁欲的苦头，在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下，要尝尝放纵自我的滋味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红高粱》应运而生，并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我还想强调的是，莫言在《红高粱》中写出了“酒神精神”的新境界——如果说在尼采那里，“酒神精神”是“超人”的专利，那么到了莫言这里，“酒神精神”本来就是普通中国人的常见活法。而当莫言酣畅淋漓地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时，他也就在有意无意间挑战了尼采关于“酒神精神”是“超人”的专利的狂言。君不见，放眼世界，还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创造了那么琳琅满目的酒以及那么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不错，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中国人从小受的教育也是“温良恭俭让”。然而，这显然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自古多名士、多土匪、多特立独行的奇人、多敢作敢当的侠客，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另一面：酷爱自由、崇尚个性、狂放不羁、逞性而活。

　　《红高粱》的浪漫气息感染了许多人，包括电影导演张艺谋。张艺谋“特推崇尼采所高扬的‘酒神’精神”。他根据小说《红高粱》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就显示了他对尼采的认同，也显示了他对中国民间活法的认同：“中国人应该活得舒展些。我们的祖上曾经是有声有色的，活得洒脱，死得痛快，但近几百年快折腾没了。今天我们要强起来，除了经济实力以外，重要的是心态的振奋。我想表现人一种本质的对生命的爱、对践踏生命者（日寇是其象征）的恨，想唱出一曲对具有理想色彩的人格的赞歌。”电影《红高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殊荣，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块里程碑，也成为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感动世界的一个绝妙象征。

　　只是，值得注意的还有，莫言在赞美了祖辈的“酒神精神”后不久又注意到了酒的负面作用。因为常常醉酒，他“对酒厌恶了”；更因为注意到“酒场成了干部们的狂欢节，成了勾心斗角的战场……成了罪恶的渊薮；而大多数中国人的饮酒，也变成了一种公然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耗费着民脂民膏的官宴，更是洋溢着王朝末日奢靡之气”，加上那些假酒、毒酒、迷魂酒的层出不穷，作家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论：“酒酒酒，你的名字叫腐败；你的品格是邪恶。你与鸦片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有感于此，他写了长篇小说《酒国》，“试图清算一下酒的罪恶，唤醒醉乡中的人们”。为写此书，他“钻研了大量的有关酿酒与饮酒的著作，方知看似简单的酒，其实是一门深奥的大学问。”而他试图“唤醒醉乡中的人们”的努力，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当然是落空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莫言把当代官场上人酗酒、狂欢的乱局写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一位侦察员去酒国市调查当地官员“杀食婴儿”的案件，自己却终于抵抗不了当地酒色的诱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最终送命。而酒国官员的为官之道，也就在胡吃海喝的惊人酒量、以及玩弄各种手段对付上司的胡闹中。这样，侦察员的失职与官员们的腐败共同烘托出一个忧患的主题：纵酒使人疯狂；纵酒人误事；纵酒使公务员腐败。这样的主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显然具有警世的典型意义。

　　从爱酒、嗜酒到恨酒、厌酒，莫言的情绪急转直下。这也体现出莫言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上下求索，变动无常，今是昨非，不断否定，同时在不断否定自我中实现不断超越。是啊，中国的“酒神精神”、中国的“酒文化”，其功过是非，实在一言难尽！就如同中国的“农民文化”、“农民意识”一样博大精深也无比复杂。

　　四  莫言对“新农民”的质疑与反思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建设“新”社会、培养一代“新人”一直是革命家、教育家、文学家孜孜以求的梦想。在毛泽东时代，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都努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发现、刻画那些摆脱了“小农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他们笔下的王金生、范灵芝（《三里湾》）、刘雨生（《山乡巨变》）、梁生宝（《创业史》）、萧长春、焦淑红（《艳阳天》）无疑是那个时代一批淳朴、善良、勤劳、积极上进、奔社会主义前程的农民的缩影。只是，当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极左思潮的引导下误入歧途以后，他们的热情才显示出了深刻的悲剧意味。如何从他们的悲剧中汲取“改造国民性”的教训？这个问题贯穿了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直到近年来“新乡土文学”的深长思考中。从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一直到乔典运的《村魂》、矫健的《河魂》、刘醒龙的《村支书》，都因此而发人深省。《李顺大造屋》的主人公李顺大是“跟跟派”，可紧跟革命运动的结果是一无所有、蹉跎了岁月；而《河的子孙》的主人公魏天贵则以“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的狡黠应付运动、保护乡亲们，显示了传统（或读作“国民性”？）的强大与坚韧；《燕赵悲歌》的主人公武耕新（原型是已故天津大邱庄改革的掌门人禹作敏）甚至是从地主赵国璞的发家史那里得到了改革的灵感：走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的道路，最终因此带领全村人致富，他的改革与成功经验耐人寻味——“改造国民性”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学习前人（哪怕是地主）的成功经验，真抓实干，致富了就一通百通；而《村魂》的主人公张老七“时时事事听上级的话”，“宁可他哄咱，咱也不能糊弄他”，“不仅自己没有沾过一根柴禾的光，也不许自己领导的社员有私心杂念，一颗心正直得比木匠打的墨线还直”，这样一个好人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好心没有好报”？他的认真、严格与大家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他就成为了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必败无疑；还有《河魂》中的二爷“一辈子就恪守‘忠’字”，“除了上级，他就不肯听别人的了。”却终于因此吃了大亏，还是回归了传统的中庸之道——“你要精，你就别跟得太紧，不先不后，夹在中间就行。”如此说来，传统的力量实在强大，可他为什么仍然对土地承包以后以“金钱刺激”推动生产的做法感到不满？还有《村支书》的主人公方建国则集中体现了善良、正直、急公好义的传统美德（或读作“社会主义精神”）在商品经济大潮高涨中渐渐沉沦的危机，实际上也就道出了在巨变的时代里相当多淳朴、善良的人们不适应新形势的困惑与悲哀。

　　到了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更是为那些紧跟形势、积极工作、任劳任怨、到头来却面临着灵魂的痛苦、亲情的失落的“新人”提供了一面无情的镜子。小说主人公姑姑（万心）是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的忠诚，已经到达疯狂的程度。”——这一句话，是对于多少积极上进、无私奉献的“新农民”悲剧人生的概括！一方面，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必须严格贯彻；另一方面，那些灭绝人性的“土政策”却将人们逼上绝路——“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而“搞计划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砖头”，社会矛盾因此激化；又一方面，姑姑为了工作天不怕地不怕，“出力、卖命，挨骂、挨打，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可“发生一点事故，领导不但不为我们撑腰，反而站在那些刁民泼妇一边！”她最终因此寒了心，渐渐开始反省、直至经常忏悔自己的过错与罪孽；再一方面，“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大量的“黑孩子”依然顶着重重的压力出生，防不胜防……作家就这样写出了时代的无奈（不能不实行计划生育）、人的无奈（积极执行政策的结果是悲剧；想方设法抵制的结果仍然是悲剧层出不穷）。在中国，这样的悲剧常常就猝不及防地接连上演了。如果说，那些千方百计躲避、抵抗“革命洪流”的人们内心里还能保留一点对于自己或者家庭的无愧之情，那么，那些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了自我乃至亲人的利益、到头来却不得不直面梦想幻灭，事过情迁，自己也痛悔前非的残酷人生的那些“新人”，他们内心的痛苦又有谁能分担？也许，中国农村中不乏善始善终、运气不错的“新人”（例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都是几十年红旗不倒的范例），也有很多保持了传统美德和平常心的普通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度过了非常岁月；但那些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洪流”最终收获了人生苦果的“新人”，他们的反思或者沉默、忏悔或者麻木，才格外令人长叹。

　　那场波澜壮阔也代价惨重的革命试验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关于那场革命试验的功过是非至今还众说纷纭。显然，在否定那场具有极左色彩的革命方面，当代人已经走过了一段具有决定意义的历程，然而，如何继承革命年代遗留的那些宝贵遗产（从艰苦奋斗的精神到群众路线的方法）不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吗？而且，在现代化、世俗化浪潮高涨的今天，在人们的浮躁情绪、功利心态已经触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仍然有许多的好人在践行着忠厚诚信、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传递爱心的传统美德，不断传诵出感人至深的新人新事，不是依然昭示着“新人”的代有人出吗？也许，在远离了极左的乌托邦狂想以后，“新人”的热情与价值才切实回归到现实的土地上。今天，那些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发挥出新创意的新农民，那些进城以后通过奋斗取得了成功的农民出身的企业家、文化人，都是当代的“新人”。只是，当代文学中显然还缺少他们的身影……

　　综上所述，莫言以他风格独特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当代“新乡土文学”，而且以独到的思考与议论丰富了我们对于“农民文化”、“农民意识”的认识。他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还值得深入探讨。而他对农民文化时而认同、弘扬，时而反思、批判的复杂立场实际上体现了作家在“弘扬民族魂”还是“改造国民性”之间的持续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