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先神逐渐与太阳神合一，在原始初民的观念中正是天与人的合一；人面岩画最初被镌在山脚跟，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被越镌越高，最高潮时，百十米高的山峰峭壁上遍镌太阳形人面岩画。这种观念在岩画的图式中被表现得至圣至崇、雄强健旺，坚硬的石壁由此被磨凹出无数的人面图像。从这种观念所具有的力度看，它也似乎注定会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型。

人面岩画神格性的主要特征是作为祖先的人面逐渐与太阳相结合

　　1991年春，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上海去香港担任三联书店总编辑，但思乡情意绵绵，每天翻阅上海的《文汇报》就成了我的一大快事。在那年6月23日的《文汇报》上，我读到了该报记者张自强先生撰写的通讯《寻觅中国文化的源头——记宋耀良研究岩画的新发现》，深为耀良先生艰苦而持久的野外考察、严谨而认真的治学精神、大胆而扎实的学术建树而感动，产生了为其出版史前人面岩画研究专著的强烈冲动。我嘱编辑李淑娥女士与耀良先生联系，商量有关出版事宜。

　　耀良先生欣然应诺，之后我们俩开始了沪港两地的书信往来，探讨耀良先生人面岩画专著的撰写、编辑、出版工作。初稿出来后，我们相约深圳，就书稿的编辑出版形式进行磋商。耀良先生向我展示了其在内蒙古、青海、新疆、江苏等11个省区实地考察时拍摄的近千幅照片，从而引发了我编辑出版一部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的念头。之后，我请公司设计师陆智昌先生负责该书的整体设计，大胆地对图片作黑白两色特殊的处理，凸显人面岩画的艺术张力，以真实再现从东海之滨到西北沙漠，从北部草原到闽南丛林，这长达4000公里地域内史前人面岩画的实存状况。这本书后来定名为《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我一直认为它是我30多年出版生涯中编辑得非常出色的一部著作。

　　1992年，此书在香港、上海、台北三地同时出版，广受学界和读者好评。为宣传介绍此书，我邀请耀良先生来港参加首发式和出版座谈会，到香港电视台作专题节目，在香港中文大学作学术交流，这些活动都很成功，也很受欢迎。耀良先生还在香港郊野、海岸作了考察，居然在岩画方面也有收获。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国际人类学界的重视，不久人类学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先生邀请耀良先生前往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从此，耀良先生开始了新的学术和人生历程。

　　《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出版后，作责任编辑的我，曾在香港《明报月刊》上撰文评价和推荐此书。此次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耀良先生希望将我的文字置之卷首，作为序言，我既万分荣幸，又十分乐意，因为这些文字见证了我和耀良先生20多年的友谊。

　　中国文化神秘悠远，天然自成，数千年来波涌浪叠，汪洋恣肆。这一东方文化的源头何在？耀良先生的《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中国岩画与中国史前文化研究方面有重大突破，至今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与典范意义。

　　发现人面岩画三大分布带

　　这部著作载录了耀良先生在中国岩画分布方面的一项重大发现，即发现一种制作于史前的人面形岩画，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北方地区构成三条连续性的大分布带，总长达四千余公里。其中，东分布带是沿着太平洋海岸线延伸，从内蒙古赤峰地区到福建闽南和台湾万山等都出现这种图式的岩画；北分布带是从赤峰始，沿着内蒙古高原和东亚平原的交界处向西分布，几近到达新疆；中分布带是从内蒙古的临河一带，溯黄河南下，到宁夏中部的贺兰山南端止。本书配以数百幅图片，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史前人面岩画的实存状况。这些照片大都是耀良先生在艰辛考察中实地拍摄而得，绝大部分属第一次发表。

　　1991年，耀良先生曾在上海博物馆公布了这一发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耀良先生认为，中国人面岩画尽管地域分布广大，但可以认定是由同一文化传播所至，它的起源地应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是目前已知的这类岩画的最早遗存址。它的主流传播线应是北上到赤峰地区，而后向西发展，在临河一带溯黄河南下，以后它很可能消融到了甘肃、陕西等地区的史前文化之中。

　　找出与新石器文化同一性

　　耀良先生将人面岩画放置于中国新石器文化背景上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和东部沿海一带，自八千年以前到殷商，普遍出土过人面形的石、陶、玉质等艺术品，人面岩画显然与之属同一大文化系统，其源头似来自目前尚不明了的某种旧石器文化系统中。其功能在于祭祀，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祭祖崇宗观念，应源出于此。本书还发现不少仰韶文化彩陶图案与人面岩画结构相似，尤其是陕西姜寨出土的三件陶瓶上的方形人面纹，因此不可排斥它们之间在图式上的同一性。

　　耀良先生还在宁夏贺兰山石壁上，发现一个人面鱼纹图案，与著名的半坡彩陶盆中人面鱼纹几乎一致，两颊各饰一条鱼。只不过岩画人面显出方形，表现得更加原始、拙朴。

　　这种研究，必然带来岩画制作年代判定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尚未解决岩画年代的直接测定问题，中国一般都采用综合分析法，耀良先生在研究中有新的进展。他在内蒙古临河地区注意到当地在新石器遗址中采集到众多的短小石凿，只有四厘米左右长，直径约一厘米，一端锐尖一端平，通过敲击，能凿动岩画。而临河是中国岩画所存最繁密的地区。更有直接意义的是，耀良先生在人面岩画的最晚期遗址中，发现了十多个石斧形岩画，有的镌在威仪的人面之旁。这表明最晚期的人面岩画，仍处在石器时代。

　　查寻与上古神话的对应

　　这本著作更有价值的部分，是论述了人面岩画与中国上古文化之间的关系。岩画是在孔子时代就已失传了的一种文化，所以浩翰如海的典籍中几乎无此记载。但现在看来，却与上古神话形成极微妙的契合。如《山海经》中记，弱水是条“鸿毛是沉”的神水，不能越过。人面岩画从东部沿海雄强西进数千公里，却果然在弱水东岸止。耀良先生认为神话其实道明了弱水是东亚史前文化西传的边线。

　　耀良先生还在连云港将军崖岩画附近的一座山巅上，发现一处以三块巨石构成的史前祭坛。这圆、方、椭圆形巨石中，共镌有喻作席位的十个圆凹。耀良先生结合岩画研究，认为这与上古之时流传于当地的“羿射十日”神话有关，那祭坛所在地即是历代学者所寻找的《尧典》中记有的祭日之地“旸谷”。书中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耀良先生也据此颇有深度地解析了将军崖岩画所藴含的文化、宗教意义。它与《尧典》记载的祭日大典基本对应。而《尧典》中部分记叙又与出土的甲骨文对应，这证明《尧典》中的思想，起自于更遥远的往昔。它与岩画契合，完全存有这种可能性。

　　先秦典籍关于“五帝”中少昊大帝的记载存有矛盾，一方面说它居住在东部沿海，主日出，却又记它是西方大帝，司日落。春秋时居山东南部的郯人认为其远祖是少昊氏，崇鸟图腾；而居西陲之地的秦人却也自认为是少昊氏后裔，祠少昊。现代考古又证实山东、江苏一带的大汶口文化确与神话少昊氏部落有关。这一矛盾，历史上不少学者试图给予解说，但都不圆满。本书的研究，实际上为这未决的文化悬案作了解答，人面岩画由东向西传播至黄河上游，便表明史前初民或其文化发生过这样的长距离迁移，神话传说中的矛盾，实际正是指认着这种遥远年代前发生过的事实。

　　当然，重要的是岩画的这种传播方向的认定是否可靠，这也是耀良先生所考虑的重点之一。他先后去内蒙古一带四次，运用器形说和传播学理论，逐个审定岩画遗址。还进入巴丹吉林沙漠，将最西端的人面岩画与最东端的相比较，最终才作出结论，论据应是充分的，因为人面岩画是以连续性点式传播,点与点之间多则几百里，少则几十里乃至几里。每两点之间的图式能明显见出承继性。书中就此作了详细论述，并将岩画照片作了图式排列。

　　觅见甲骨文、金文字的祖形

　　人面岩画与甲骨文、金文和商周青铜器纹饰之间的源流关系，是本书的精彩部分。自20世纪初发现并认定甲骨文以来，寻找其源头，便是当今学术界所瞩目的问题。耀良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至少发现二十余种岩画图符似与甲骨文、金文字有关。书中着重对“车”、“皇”、“魌”字作了具体考订，尤其是“皇”字，无论是字义还是字形，从岩画演化到文字的逻辑关系无可怀疑；而岩画中关于“皇”字的祖形，又能理出从具象到抽象的整个演化系列，这个系列的顺序与人面岩画从东部向西部传播的顺序完全一致。这表明关于“皇”字的观念在成字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而它与人面岩画由人格性到神格性的发展过程完全重合。

　　人面岩画神格性的主要特征是作为祖先的人面逐渐与太阳相结合，于是圆形人面周沿被添加上了太阳光芒。耀良先生将实地拍摄到的照片，按由东到西演化顺序，逐个排定出了发展系列。原先单纯类圆形的人面，怎样显出太阳的光芒然后光芒越来越密，到人面岩画最高潮时，密且长的光芒线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方。

　　追溯“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

　　本书以准确无虞的数据，证实了中国史前曾出现过的一个太阳崇拜的时期，这种崇拜曾达到异常辉煌的程度。而这一切在中国先秦典籍中却无此记载，只能隐约地见出一些折射。人面岩画研究复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不仅如此，本书还从中寻找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观念的源头。祖先神逐渐与太阳神合一，在原始初民的观念中正是天与人的合一；人面岩画最初被镌在山脚跟，在向西发展的过程中，也就被越镌越高，最高潮时，百十米高的山峰峭壁上遍镌太阳形人面岩画。这种观念在岩画的图式中被表现得至圣至崇、雄强健旺，坚硬的石壁由此被磨凹出无数的人面图像。从这种观念所具有的力度看，它也似乎注定会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哲学的最基本原型。

　　我认为，本书的出版，预示着中国岩画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对区域性岩画介绍为主，而进入到对一种特殊图形研究的阶段。这样的研究是跨行政区域性的。岩画中每一种特殊图式都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宗教观念。同一图式的分布区域，表明该区域历史上曾出现过同一的文化。如此的研究自然具有多种学科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陈昕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