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尽管中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今天的教授缺乏与官员及公众展开良性互动进而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大学教授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还受制于学院体制。

　　北京大学召开的“建筑与景观‘白话说’茶座探讨回现场。

　　《北京青年报》近日刊登了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建筑与景观‘白话说’茶座”上的主旨发言。发言中，陈平原从保护“老房子”需要人文学者站出来为其呐喊出发，讨论了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对今天的学者如何在政治与学术、学院与社会、同行与大众之间进行选择与突围的启示。

　　陈平原在2007年撰写的《老房子：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一文中曾经指出，“老学生对于大学的记忆，一半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学者，另一半则是曾经留下了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

　　陈平原认为，作为城市历史记忆的建筑蕴含深刻文化价值，但在当下社会政绩优先的制度和迅速致富的心态下势单力薄、面临困境，因此需要人文学者为其发声。借大众传媒发言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新青年》之所以在当时社会影响巨大，很大程度是因为与北京大学的结盟。

　　梁思成先生当年曾为保护北京古城激烈抗争，反观近二三十年中国城市的急剧扩张，学者对此或言不由衷，或力不从心。如此局面催人反省。

　　陈平原指出，尽管中国大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今天的教授缺乏与官员及公众展开良性互动进而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大学教授不仅受制于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还受制于学院体制。

　　由于学科边界愈趋严苛，评价体系日益精密，人文学科的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各自为课题、项目努力耕耘，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这最终可能葬送整个学科的前途。

　　除了启蒙立场，教授们发言要让老百姓听得进去，还需要调整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表达能力，找到恰当的的文体，因为文体与思维、学识、立场等有密切联系。

　　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的问题是，这种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俗的写作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不被算作“学术业绩”，因此被很多年轻教授所抛弃。但在陈平原看来，“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

　　反省今天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何变得软弱无力时，在金钱、立场、思想、学养之外，还应将学科边界、文体选择及其背后的利益计算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