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媒体纷纷刊登或转载一线作家创作上“集体怀旧”的新闻。中国一些著名作家创作趋向“集体怀旧”，这的确是需要关注的文坛现象。

　　日前出版的今年第三期《收获》发表了苏童的最新长篇《黄雀记》。这部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苏童又回归了多年前的“香椿树街系列”，写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故事。韩少功和梁晓声在上月分别推出了新长篇《日夜书》和《返程年代》，写的都是他们差不多近30年前就开始涉足的“知青题材”。广获赞誉的金宇澄的《繁花》，虽采取远近两条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但远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近的也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于作家夏商的《东岸纪事》、叶兆言的《一号命令》等新作，全部写的是几十年前的往事。

　　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最新的情节大都止步于1990年代，基本上都是从记忆中寻找创作素材，写的都是一些往事，是怀旧的内容。

　　作家回望过去，集体怀旧，是文学创作上的巧合，还是文学趣味的表达，抑或创作规律使然？有文化评论认为，中国的这些一线作家，虽然生活在当下，享受着现代生活的各种便利，面对着现代生活的各种困扰，但这段生活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集体抹去了，作家们似乎仍然沉寂在描写自己年轻时代的狂喜之中。

　　从创作来看，作家的写作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经验，需要记忆，这些生活积淀和生活记忆，构成了他的丰富的生活的矿藏，深厚的文学创作的源泉。作家在创作中，唤起对自我生活体验积累的自觉，再出于这种自觉而进行反思，而试图表达，从而激发起强烈的文学创作的冲动，在这样一个灵魂探索的过程里，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逐渐萌芽、摸索、发展而成型。所以，作家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写，是表达着他的文学的自由、文学的趣味和文学精神的追求的，也是由其精神创造力决定的。

　　所以，作家们写“怀旧”的题材，固然是他们的文学趣味、文学观念、文学价值的追求和创作能力的反映，而且，这样的回忆性的、怀旧性的作品，也会有小众读者，但是，要唤起普遍广泛的共鸣，恐怕就很困难了。作家如果说“我的作品就是写给那些喜欢怀旧的读者的”，那么，这样的文学又怎能体现出“时代的精神，也是反映社会的镜子”这样的作用呢？

　　对这些作家写出的“怀旧文学”，很多读者是失望的，“现在的读小说的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读者，全部是生活在当下的，他们很希望从那些新长篇之中看到当下生活的影子，看到著名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思索。”

　　这可见，文学读者更关注的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外在的大千世界，希望从文学中看到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以及作家们对当下焦点事件的感触和看法。文学如果缺少这些内容，就不免使人觉得缺少“在场精神”，与大众生活、与社会现实，有着距离和隔阂，而且很难反映时代精神，触动当下读者的心灵，当然也很难出现为时代和大众所期许的文学作品，而这样的文学，将很快被人遗忘。

　　曾有一些文学批评者、读者，批评当下的一些作家，缺乏思想的锋芒，关注现实的气概和进行社会思考的锐利，而这则正是当下文学最明显的软肋。

　　这不禁又让人想到铁凝论述当下文学的责任和作家的使命的几句话：“中国处在这么大的变革当中，中国作家可写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中国作家应该拿出不平凡的作品，应该不断地拿出不平凡的作品。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写作者，个人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时代吗？”

    更多精彩：皇帝的礼物——黄马褂与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