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的一致与连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调，更算不得缺乏探索的狭窄，相反如果一个作家能在一种表达上持续深入地挖掘是非常难得的。不过，叙事方法、书写结构上的类套路化则暴露出严歌苓在风格成熟的基础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

　　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序列中，严歌苓算是一个独特的范例：持久的女性故事书写、几乎每年一部长篇的高产状态、争抢火热的影视改编，都呈现出一道别样的文学风景。尤其是其定居海外的女作家身份，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及当下的描绘与思考，更对应男性为主的文坛写作现状，获得了对比和参照意义。

　　只是一旦特质因其反照性可供利用从而溢美不断，往往就会有捧杀的危险。盛名之下，批评容易变得囫囵，问题也就被赞誉替代了。

　　新近出版的小说《床畔》是严歌苓构思了二十多年的故事。护士万红在野战医院与舍己救人而成植物人的英雄张谷雨相遇，当她发现其实张谷雨仍有正常的意识和情绪时，便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精心陪伴与照料。其他人都把英雄当作政治表现的幌子或者经济来源的摇钱树，只有万红真诚单纯地敬仰“谷米哥”。无论床畔的风景随着岁月如何改变，即使社会已不再崇拜英雄，她都始终如一地做着艄公，摆渡在张谷雨的内心与尘世之间，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她坚信这个英雄总有一天会醒来。她在自己的坚持与信念中也成了英雄，更发觉对于谷米哥的那份感情早已从敬爱、疼爱、怜爱悄悄演变成恋爱。

　　严歌苓自己说这是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流年似水流过床畔，各种社会的价值观也似水流过，却总会有不死的信念还傻傻地倔强存在。这其实是严歌苓擅长处理的一贯主题，在她以往的作品中，无论《陆犯焉识》，还是《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等，故事虽然各不相同，内核却都是主角的执著与坚守。在这种执著与坚守之外严歌苓还总会刻画出旁人的寡情和善变以突显前者的可爱、可感、可贵，同时表现世态人情的沧桑炎凉。

　　主题的一致与连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调，更算不得缺乏探索的狭窄，相反如果一个作家能在一种表达上持续深入地挖掘是非常难得的。不过，叙事方法、书写结构上的类套路化则暴露出严歌苓在风格成熟的基础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

　　事实上，严歌苓早年的部队创作员经历与后来好莱坞编剧经验，本质上都是模式化的写作，她有意或者无意地将两者杂糅起来，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书写习惯：人性打底，人格英雄担任主角，其他角色服务于“三突出”原则。这样的故事注定好看，加上严歌苓极具天分的文采以及敏感丰富的女性触觉，更增添了几分柔软和细腻。然而这种写法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主观设定的痕迹、局限于“小”的反复以及生活化戏剧倾向（无论是严歌苓本人的追求，还是阅读感受，她的作品依然是生活化而非戏剧化的，戏剧倾向与戏剧化有本质区别）。

　　比如在《床畔》里，对于万红过往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几乎没有进行追溯性描写，一出场就直接与张谷雨产生联系，并开始了守护，倘若仔细回味就容易产生万红似乎是为张谷雨而生的天使的感觉。这种浪漫化效果也是严歌苓许多作品许多经典人物都带有传奇性色彩的原因，这种传奇是作者主观提前设定的，而非情节行进中逐渐具象起来的。

　　再比如，电影《归来》反复煽情的同质化等待与守望情节，固然有改编上的失误，却并不与严歌苓原著全然无关。严歌苓善写情感，她自己说过无论写什么终归都要回到情感上来，因此尽管她在小说里融入了敏锐的大时代和人性探讨，终究只是扩充或者附加，着手处还要回到爱恨聚散、苦痛忧伤里打转，所以细小的反复比起厚重的铺陈显然更加实用，也更加得心应手。

　　严歌苓勤勉的写作态度、踏实的故事创作、调研体验式的创作准备当然是值得尊敬的。其对历史与现实细微线索、隐藏现象的敏锐和挖掘，尤其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具有启示意义。正如刘震云所言：“严歌苓的最大特点是不生活在中国，却替中国人打捞中国人遗忘的碎片。”只是严歌苓的文字并非完美无瑕，也不是中国文学唯一可见的出路和方向，何况严歌苓本身从未有过严肃文学意义上的野心，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写稿佬”。过誉或者造神都是一种“别有用心”，绝不是对一个作家真诚的珍惜和重视，更不是批评家解决文学问题的正确方法。新的影视改编正在进行，下一部小说或许不久又会诞生，就把属于严歌苓的还给严歌苓吧，中国文学要面对的还得中国文学自己面对。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慈禧唯一一段可以被证实的畸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