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殖民扩张时代也是新型大众媒体和通俗文化兴起时期，欧美种族主义观念不断通过报纸、画刊、电影、漫画、戏剧等在各国广泛传播、复制、再生。地球七十亿智人体质不同无须否认，但将差异构建为永恒不变的种族等级优劣，则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丛林法则阐释人类社会，用来合理化各种不公与压迫（如历史上的黑奴制及殖民主义）。

朱哲琴《黄孩子》专辑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再次文化“启蒙”时期，此种（伪）“科学种族主义”话语再次随自由主义“西潮”被毫无反思地本质化（如电视片《河殇》中构建的所谓中国/黄皮肤“黄色文明”/专制封闭与西方/白人/蓝色文明/民主开放的二元架构）。殖民后遗症潜意识在流行歌曲中显露无遗，除了有学者谈到过的侯德健《龙的传人》、朱哲琴的《黄孩子》和谢霆锋的《黄种人》，纵使向来很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台湾歌者罗大佑，也不可避免在《东方之珠》和《亚细亚的孤儿》中吟唱“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及“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黄”在殖民者眼中的意味

　　两百年来，“黄种人”标签被我们毫无质疑地内化为自我身份认同，在意识里根深蒂固，因此有必要介绍一解构“黄种人”神话的“解毒秘籍”：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

　　如奇迈可书中所言，东亚人是1800年开始慢慢“变黄”的：在马可·波罗与十三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的旅行笔记中，东亚人被描述为“肤色白皙”。“黄种人”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发明，基于非常有限的样本和简陋的“科学”方法，更多是西方想象的产物，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殖民主义种族话语有如将北美印第安人视为“红色”人种一样牵强，核心目的是贬抑“有色人种”，从而确立欧洲殖民者从体质、智力、科技、文明的优越感和权威性，被粉饰为“客观公正”的“科学”合理化此种族偏见，从而为殖民扩张与剥削控制殖民地人民提供理论武器。

东亚人被殖民者归为“蒙古人种”

　　此种殖民逻辑会被有些殖民地人内化为自卑情结，甘愿崇拜和模仿殖民者，即批评家法农（FrantzFanon，1925-1961）所谓“黑皮肤，白面具”和霍米·巴巴（HomiBhabha）的“模仿”（mimicry）论。十八世纪末，沉迷于测量人类颅骨并将脑容量与智力水平关联的德国人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提出“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等概念，将中国和日本人归于黄色的“蒙古人种”，暗示危险、异国情调及威胁性，大约与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文化记忆有关。西方医学史上也有一系列以“蒙古”命名的病症（如眼疾、胎斑、智障等），尽管缺乏可靠科学依据，为种族主义作祟，仍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直到蒙古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提起抗议。

　　十九世纪欧洲的所谓科学、医药、人类学学说强化种族偏见和歧视，受此“科学种族主义”影响，十九世纪的西方旅行者称亚洲人“黄色”的愈见频繁，与六百年前截然不同。在欧洲人等式（白=基督教=文明=优越）下，“远东”人（尤其中国人）被视为“一成不变、幼稚、只会模仿”的次人类、处于蒙昧落后的人类初级阶段、等待被教导、统治和“保护”的弱势，甚至中文都被称作“儿童的、聋哑人的语言”。

“高加索人种”

　　除了为白人至上和殖民扩张言论正名，针对东亚人的种族歧视论调还与一些历史事件和趋向有关，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被欧洲人称作“黄种人的战争”，同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绘图指东亚人为“黄祸/Yellow Peril”，此词自此源远流长），1900年义和团事件，及1905年日俄战争，引起欧洲对东亚“黄种人威胁”的不安。自十九世纪中，大量华工在北美开矿和修铁路，但在1882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人移民及与白人通婚，日本人同样受到歧视。

　　“黄”是如何被我们内化的

　　《成为黄种人》一书中也提及，“黄种人”遭遇中国，有个殖民者乐见的巧合，令殖民偏见被中国古老神话的光环遮蔽而更具欺骗性：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是皇家的颜色，也是滋养华夏文明的土地与河流的颜色：黄土地、黄河，还有，人们自称“炎黄子孙”。

炎帝和黄帝

　　但此处的“黄”更多具象征意义，与肤色并无直接关联，与十九世纪欧洲人以“科学”为名其实充满无知傲慢狂妄的“黄种人”命名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随着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被引进到东亚，这些种族等级观念也乘“科学”之风而来：二十世纪初很多在西方学习过的中国人乐于接受自己是“黄种人”，中文和日本写作中多有自称“黄种人”的说法，尽管有些日本人并不承认自己和中国人一样被归为劣等的“黄种人”而认同“白人”。

　　康有为《大同书》及其他一些晚清民国文人、知识分子也认同欧洲人确立的这个种族构架，认为中国人作为“黄种人”可与白人并驾齐驱或只略低于白人，但远高于黑人——同样只是在这个充满偏见歧视的框架下调高自己的位置，却无人从根本上质疑和推翻这个框架。当然，即使先贤圣哲，也多难脱时代局限，今日如此说只是后见之明。

　　纵观三、四十年代中文报刊，抗日战争期间（1931-1945），关于同为“黄种人”的战争讨论微妙，也有历史变迁。如1937年《乡村运动周刊》上萧克木文章“为黄种人请命”，认为黄种人的文明仅次于白种人，“希望同种同文的中、日两大族国不要两败俱伤”。无论于欧美还是日本而言，如此论调都有些一厢情愿的意味。

　　次年《西南周刊》上有署名“中一”者撰文“黄种人”则先是引用日军反战传单“我们日本的士兵，都是黄种人，不好欺侮中国，纵然征服了中国，在我们也是毫无利益的，结果只是为军阀贵族谋利益”，后宣称日本人“不但人种是黄种的中国人的，文化更是黄种的中国人的，这种逆子当然应予以教训，所以我们今天的打倭寇是应该的！”

　　在沦陷区北京的《三六九画报》，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署名宋介的文章“黄种人洗雪前耻：骄傲的美英人亦有今日”则慷慨激昂声称“这是东亚民族的解放战，是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反抗战与复仇战……英美帝国主义国家自命为优秀民族，过去霸占全世界，侵略弱小民族，对于亚洲黄色人种的欺凌与轻侮，无所不用其极……友邦日本的勇士，粉碎了束缚黄种人的枷锁……东亚民族要一致奋起来争取光荣的胜利。”历史经验证明，将自身解放的希望寄予另一侵略者，无异于饮鸩止渴。

　　奇迈可在书中由大家“知其然”的事实（东亚人为“黄种人”）为起点，探究其“所以然”（因何、自何时起以“科学”为名被政治性地人为建构），颇有新意，且为东亚种族“去污名化”在“后殖民时代”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此外，“医药人类学”和科学研究正是西方人文和社科学界近年非常关注的领域，奇迈可将此与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结合，这样跨学科的努力也可谓别开生面。

　　《成为黄种人》技术性地大量陈述史料、事实，很有说服力，可惜在其去脉络化的写作中，缺乏可进一步开掘的理论深度、思考空间和文化意义。若能将“黄种人”命名置于当时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中论述（如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欧洲殖民扩张等），继续发展法农、萨义德等理论家的反殖民、东方主义研究，则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此外，中文资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对“黄种人”的讨论在本书缺失，更具启发性的对照论述，要待其他学者的研究。

　　在今天，“yellow”（黄色）因有种族歧视之嫌而被摒弃，都改称“Asian”（亚洲人），尽管“黑/白”肤色因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社会沿用千年，至今美国社会还在谨慎使用。

　　而在当今中国上升资本主义时期，我们的殖民后遗症还顽固而生猛，全盘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种族主义偏见，却还没学会美国中产阶级式的“政治正确”：即使心里有歧视，也要礼貌地保持友好和沉默。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两大“影帝”飚戏成就清代满蒙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