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的商务印书馆大厦，是当年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地标
关于闸北、静安两区“撤二建一”正在酝酿的消息一传开，网上议论纷纷，一些网友认为两区落差比较大，不乏调侃奚落闸北之词。其实，这是对闸北的误读。80年前，闸北曾经是文化重镇，以左翼作家的眼光来看，租界“魔鬼蟠居”，闸北华界则更加人文，更有底气。
在闸北的文化地图上，上世纪初就名家荟萃、群贤毕至，蔡元培、茅盾、郑振铎、夏？尊、叶圣陶和俞平伯等长期住在闸北。二三十年代，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和冯雪峰等也到闸北定居。闸北文化圈，撑起过上海现代文化的“半壁江山”。今天，那个年代的故事，虽已遥远，但从不少名人回忆录中，仍可闻到闸北文化的气息与温热……
宝山路上的“小人物”
1916年8月，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沈雁冰），怀揣亲友介绍信来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总经理张元济与他会面。张元济是商务的元老，家住宝山路附近。简单寒暄后，张元济即请茅盾到商务的编译所任职，他对茅盾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去过吧？”茅盾表示不知道宝山路在哪，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通话，放下电话，他对茅盾说：“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不多时，张元济的小汽车开到旅馆，一位名叫“通宝”的茶房将茅盾送到了宝山路。（《茅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宝山路，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闸北文化圈，最先在宝山路一带形成。1902年，闸北商人开筑宝山路，连通了北四川路和北河南路。1907年，在宝山路东侧（今宝山路499弄附近），商务印书馆大厦拔地而起，成为当年闸北的文化高地，茅盾到来的前一个月，孙中山刚刚参观过这里。1926年，东方图书馆（原为涵芬楼）又在商务对面开馆，藏书46万册，是当年亚洲最大的图书馆。著名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开明书店等，都诞生在宝山路。宝山路上，活跃过一大批现代作家，郭沫若、成仿吾的创造社和蒋光慈、钱杏村的太阳社，都在这里活动。
茅盾在闸北生活长达十多年，长期住在宝山路一带（编译所宿舍、鸿兴坊和景云里等处）。多年后，茅盾在宝山路最先遇到的两个小人物——茶房通宝和宿舍管家福生，分别“走进”了他的小说中，前者成为《春蚕》中的农民“老通宝”，后者是《子夜》中吴老太爷“安插在戴生昌轮船局”的“福生”。
闸北是茅盾观察社会的窗口，也给他带来创作灵感。1933年，茅盾发表长篇小说《子夜》。这部小说中，充斥着“闸北”元素：闸北苏州河畔，坐落着吴荪甫的裕华丝厂；吴荪甫的投机与兴奋、失败与狂躁，照出了闸北民族工商业的命运浮沉；领导裕华丝厂总罢工的工人领袖叫“玛金”，其原型就是闸北的中共早期工运领导人金维映（工友称呼其为“阿金”，后来成为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小说一开场，接吴老太爷的汽车，沿着闸北北苏州路，开过“铁马路”（今河南北路），向戴生昌轮船码头驶去——这条线路，茅盾再熟悉不过，当年新婚妻子孔德沚和母亲到闸北居住时，他和福生前去迎接，走的就是这条路……
青云里“星光灿烂”
闸北的另一文化圈，在青云路青云里（又称“青云坊”，位于今青云路323号附近）。1922年，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在此诞生。学校的创办者赫赫有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共产党人邵力子任副校长、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学校设三个系：中国文学系、社会学系和英文系。
当年，青云里地处北郊，偏僻荒凉。曾在上海大学读书的丁玲回忆，上海大学貌不惊人，是一所“弄堂大学”，“一幢幢旧的、不结实的弄堂房子，究竟有多大，我在那里住了半年也弄不清楚，并不是由于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不值得你去注意。”（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然而，一长串耀眼的名字，却像彗星一样划过青云里上空。除了中共早期革命家如恽代英、张太雷和萧楚女等外，当年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如俞平伯、施存统、茅盾、陈望道、刘大白、蒋光慈和田汉等，都在上海大学任教。同为上大学生的施蛰存，曾深情地记述他的两位老师：“我和望舒几乎每星期都上沈先生（茅盾）家去……我们总是夜晚去的。开头，沈先生还把我们作为客人，在楼下客座招待；后来，相熟了，就索性让我们到楼上去。沈先生做他自己的文字工作，让我们随便翻看他书架上的外国文学书……”（施蛰存《怀孔令俊》）“（俞平伯）先生与许夫人时寓宝山路，余尝一夕登楼奉谒，会电灯失明，先生遽入市购红烛归，即烛光下谈艺论文，乞二鼓归。”（施蛰存《贺俞平伯先生暨德配许夫人重圆花烛诗·跋》）暗夜里的“烛光”，让闸北的文学叙事充满温暖。
在丁玲、施蛰存的笔下，青云里的老师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我喜欢沈雁冰先生（茅盾）讲的《奥德赛》、《伊利亚特》这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又极为美丽的故事。我从这些故事里产生过许多幻想……他那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
“俞平伯先生每次上课，全神贯注于他的讲解，他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口沫四溅，在深度的近视眼镜里，极有情致地左右环顾，他的确沉醉在那些‘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等既深情又蕴蓄的词句之中，他的神情并不使人生厌，而是感染人的。”
“最好的教员却是瞿秋白……他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也讲唐宋元明。他不但讲死人，而且也讲活人……我常怀疑他为什么不在文学系教书而在社会科学系教书……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俄文了。”（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刘大白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一头灰白头发，一架深度近视眼镜，一副瘦削枯瘁的仪容，尽管刘先生讲古诗、古文，都用新的观点，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一位冬烘老旧的人物，和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很相称。”（施蛰存《忘不掉的刘大白》）
“田老师（田汉）年纪轻，比我们学生大不了多少，又是初次登讲台上课，还不老练，不敢面对学生，老是两眼望着空处，像独白似地结结巴巴讲下去。偶尔好像独有会心似地笑一下，也好像在自个儿笑，而不是在对学生笑。”（施蛰存《南国诗人田汉》）
丁玲，后来成为著名的左翼作家。据施蛰存回忆，当年班上只有五六个女同学，他和丁玲等女同学的关系，“仅仅限于同堂听课”，“我和望舒坐在三排，正在丁玲背后，因此同学半年，见到她背影的时候多。”（施蛰存《丁玲的“傲气”》）1979年，当施蛰存得知丁玲复出的消息后，作诗怀念青云里：“滔滔不竭瞿秋白，讷讷难言田寿昌（田汉）。六月青云同伺讲，当时背影未曾忘。”（施蛰存《怀丁玲》）
景云里的叩门声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抵沪，定居闸北横浜路景云里（现虹口区横浜路35弄）。鲁迅安家后，就立刻告诉友人，他住在“闸北”。他在写文章的末尾，有时也喜欢注明“写于上海闸北”字样，如，蒲力汗诺夫《艺术论》译本序，文末署“一九三〇年五月八日之夜，鲁迅校毕记于上海闸北寓庐”；林克多《苏联见闻录》序，署“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当代文人尺牍钞》序，署“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以上几个日期，分别对应鲁迅在上海居住的三个地方：1927年10月8日定居横浜路景云里；1930年5月12日转移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现四川北路2099号）；1933年4月11日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现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这三个地方，当年都属闸北行政区域。
鲁迅原先并不喜欢上海，但从他留下的若干文字来看，他似乎对闸北倒不排斥。在闸北住下不久，他给熟人写信称，这里“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鲁迅致廖立峨信，1927.10.21）他还饶有兴趣地描写过闸北弄堂里的叫卖声，“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鲁迅《弄堂生意古今谈》）
鲁迅当年已是成名的小说家、文艺批评家，也是左翼文化的旗帜和文学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定居的景云里，成为闸北新的文化圈。查《鲁迅日记》，鲁迅定居仅仅两个月内（10月8日到12月7日），来到鲁迅家的访客（不包括他的亲友）就达90多人次，章衣萍、孙伏园、黎锦明、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林语堂、夏？尊、郑伯奇、蒋光慈和丰子恺等现代作家，都先后叩过鲁迅家的门。同时，鲁迅的景云里邻居茅盾、叶圣陶家里，也常常高朋满座。景云里，成为现代作家的沙龙和文化中心。
鲁迅安家不久，住在法租界的林语堂、郁达夫就来看望鲁迅。出门以后，林语堂向郁达夫打听：“鲁迅和许（广平）女士，究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关系的？”郁达夫笑而不答。后来，当鲁迅之子海婴出生后，林语堂才恍然大悟，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对郁达夫说：“你这个人真坏！”（郁达夫《回忆鲁迅》）。
一天下午，郑伯奇和大夏大学的学生专程到景云里，邀鲁迅去演讲，郑伯奇记得：“他（鲁迅）一个人在书房里，脸色很坏，他告诉我们，他病了几天，夜里睡不着，牙齿都落掉了。他表示不能演讲，还把落掉了的一颗大牙给我们看。”（郑伯奇《鲁迅先生的演讲》）不过，几天后，鲁迅还是去大夏大学演讲了一小时。
柔石到上海后，经人介绍与鲁迅相识，后来就住在景云里。鲁迅说：“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
殷夫（白莽）也曾多次叩过鲁迅家的门，鲁迅记述了殷夫第三次来景云里的细节：那是一个热天，鲁迅家响起了叩门声，“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在景云里，茅盾的家也是作家云集的地方。鲁迅住下不久，就在三弟周建人的陪同下，到茅盾家探望。当时，茅盾正遭国民政府通缉，鲁迅日记没有记录这次见面。据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回忆，“为了茅盾的安全，这件事他们谁也没有告诉，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王蕴如《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段》）茅盾回忆了这次会面：“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通缉令在身，虽知他已来上海，而且同住在景云里，却未能拜会。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到府上来，免得走漏风声……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他已看到了登在《小说月报》上的《幻灭》前半部分，就问我今后作何打算？我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茅盾回忆录·创作生涯的开始》）
不久，陈望道来到茅盾家，力劝茅盾赴日避难。茅盾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望道说，他的女朋友吴庶五在日本，“她可以招呼你。”并答应为茅盾准备船票和行程。1928年6月，茅盾赴日前夕，大革命后落魄的陈独秀突然来到茅盾家里，并向茅盾讨论上海话之古音研究方面的问题。当晚要走时，因景云里弄内各家都在乘凉，不便出去，陈在茅盾家客厅后间避居一晚。
茅盾赴日后，冯雪峰避居茅盾家的三楼，茅盾后来说：“德沚知道雪峰很穷，没有要他的房租。”（《茅盾回忆录·“左联”前期》）冯雪峰住下后，常去鲁迅家吃饭、晤谈。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冯雪峰在鲁迅和左联作家间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从法国回沪的陈学昭也住过茅盾家，据她回忆，她常去鲁迅家“蹭饭”。“沈家的后门斜对着周家的前门，他们都在景云里，大先生（鲁迅）和三先生（周建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周家的饭开得比沈家早，因之每当德沚姊正要布置开饭的时候，三先生的夫人已在后门喊了：‘陈先生吃饭去。’”（陈学昭《回忆鲁迅先生》）
与鲁迅、茅盾家比起来，叶圣陶家对于作家也有吸引力。1928年7月，丁玲从北京一回到上海，就去景云里拜访了叶圣陶。叶圣陶是丁玲的伯乐，丁玲的成名作《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叶圣陶发现并在《小说月报》上刊出的。叶圣陶见到丁玲这么年轻，很是喜欢。他邀请丁玲、胡也频夫妇到家中吃饭，席间还有赵景深、徐调孚、汪静之、王伯祥等。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我母亲亲手做的菜，菜单还是跟我父亲一起商定的。丁玲同志穿的湖色连衣裙。这样的打扮，在当时还很少见，引起我这个孩子的注意。使我发生兴趣的当然是她送给我的两件玩具：一盒精致的积木，一台小留声机。”（叶至善《<六幺令>书后》）
1930年4月，茅盾回国后，就和夫人一起到隔壁看望了叶圣陶，“感谢他两年来对我母亲和孩子的悉心照顾。”然后，茅盾夫妇在叶圣陶的陪同下“到后弄堂去拜访了鲁迅”，“鲁迅问了不少日本的情形，也回忆了他在日本上学时的生活；他还告诉我他正在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茅盾回忆录·“左联”前期》）
1930年5月以后，因遭通缉，环境险恶，鲁迅分别迁居拉摩斯公寓和大陆新村，在这期间，闸北文化圈也从景云里转移到了北四川路一带，鲁迅常去的内山书店（位于今四川北路2050号）成为新的中心。但是，鲁迅的家依然是左翼作家向往的地方。冯雪峰、柔石、殷夫、冯铿和丁玲等曾多次去拉摩斯公寓。瞿秋白几次到鲁迅家中避难，并与鲁迅成为心心相印的知己。鲁迅迁居大陆新村后，萧红、萧军成为鲁迅家的常客。1936年一连好几个月，萧红“每夜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左翼作家突然失去了精神支柱。1937年八一三事变，闸北再次沦为战场，闸北的文化圈渐渐淡出，刚刚展开的文学叙事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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