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以我进入历史专业的1978年划界，我的阅读史也大体可划为两个三十年。以今视昔，既不必因前三十年的泛览式阅读而后悔咋不早日进入后三十年的专业性阅读（尽管历史条件也不允许），也不必因后三十年阅读的专业训练而鄙薄前三十年阅读的泛览无归。两个三十年，在我也是延续一体的，前者必然限制着后者的廊庑，而后者也凸显出前者的基因，是非得失，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这里只说说两个三十年阅读中难以忘怀的几本书，虽然我从未将它们归拢在某个“秘密书架”上。

　　第一个三十年，可举前五种书为代表。我的父母虽是识字寥寥的工人，家里也没什么书，但四五岁便为我识字发蒙。小学三四年级起，乱翻年长我十来岁哥哥的教材打发余暇。那年头高中《文学》课本，专选从《诗经》《楚辞》到四大小说的古典作品，借着题解与注释，似懂非懂地读得津津有味，或是我喜欢上古典文学的最初诱因吧。稍长，自己买书，印象深的有《唐诗一百首》与《唐宋词一百首》，彻底醉心于古典诗词的美。读中学后，买过王力《诗词格律十讲》，戋戋一册，初步搞懂了平仄、对仗与押韵。“文革”书荒，也抄过《唐诗三百首》。回望今日书架，尽管置备了宋元以前诗词曲各种总集，却主要用于查检，唯有闲来把读《唐诗三百首》时，才唤起少时那种亲切感，看来读古典诗文的标志性读物，还非它莫属。

　　四大古典小说中，《红楼梦》当然伟大，但较多贵族气；《三国演义》很精彩，却聚焦于高层权斗；《西游记》也有趣，毕竟是神话，离自个儿都有点远。相对而言，《水浒传》更平民化，喜怒哀乐最能激起同感。《红楼梦》只读过一遍，离毛泽东要求五遍还差得远，读过次数最多的还算《水浒传》，不计小人书，金圣叹腰斩本、一百二十回本与一百回本都读过，甚至包括“文革”少儿版，还用它为当时所代课的中学生介绍过梗概。大学毕业，专业是宋史，与梁山泊故事有了交集。进入新世纪，在《万象》上开专栏，将宋代诗文与《水浒》风物互证，写点随笔，倒也受欢迎。喜欢的古典小说虽不止这种，列为代表却是相宜的。

　　少年读书有随机性，《燕山夜话》是初中借读的，也许只借过两集单行本，但有介绍东林书院名联《事事关心》的那集肯定读过。有两点印象拂之不去：一是文史典故类文章也可以写得如此趣味盎然（后随眼界拓展，才知好随笔多了去）；二是对东林党人的家国情怀钦佩之至。没过两三年，“文革”骤起，姚文元奉旨大批《燕山夜话》，但1970年代初我竟仍冒大不韪，为自家小阁楼私下取名“一心三声楼”，出典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副名联。邓拓平反，特购《燕山夜话》合集本插架，纪念那段阅读史。从世纪之交起，我也技痒，涉足文史随笔，说不清两者是否有潜在的关联。

　　“文革”期间，中外文学名著都判为“毒草”，但私密小圈子里仍在传阅，一旦流经手边，一两天就得狼吞虎咽完，再传给下家。我的欧美文学名著，十之七八都以这种闭门读禁书方式完成的，最打动我的是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这与二十上下的青春萌动虽不无关系，但查良铮的译笔委实让人一咏三叹（包括他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读毕，尽数日之功抄录全书，至今仍珍藏私箧。虽也抄过海涅与但丁的诗，但总比不上喜欢这部诗体小说。“文革”过后，才知查良铮就是名诗人穆旦，也购读过别家译本，却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憾，赶紧补买查译新印本，试图找回那“巫山一段云”。

　　在那非常年代，读鲁迅名正言顺。运动起来不久，有同学从校图书馆“强借”到十卷本《鲁迅全集》。有一阵子，我手边也截留过几卷，小说、散文与杂文都杂乱读过。但好景不长，“复课闹革命”后，那套书追了回去。好在鲁迅著作始终绿灯放行。“文革”末期代教中学语文，课余分类辑录过鲁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全部论述，用的是1973年版单行本，才把《鲁迅全集》通读一过。撇开文坛恩怨的是非曲折，鲁迅的杂文，在点击中国问题死穴时，针砭入木三分，笔锋冷峭犀利，一掴一掌血，迄今无出其右者。

　　大概1974年吧，托关系买了部《史记》，专读那些引人入胜的纪传世家，从故事趸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好在三四年后，高考1977让我叩开了史学之门，才知道“止看列传数篇，于史学无当”（张之洞语）。随着考入历史系，前三十年泛览式阅读也告终结，转入下一三十年的专业性阅读（这是仅就主要精力与阅读范围而言）。如此说来，《史记》既是我购读二十四史的发轫，也是我阅读类型转变的起点。入行以后，对太史公高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了真切的感悟，虽身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环顾今日书架，一部《史记》领头的廿四史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使用率最高的典籍（这当然与我的专业有关）。但两司马无愧为中国史学的双子星座，而《史记》与《通鉴》也堪称传统史著的璀璨双璧，凡对中国文史略有兴趣的知识人，都应置诸邺架，随时翻览的。而志在中古史的研究者，倘能潜心研读《通鉴》中司马光考异与胡三省音注，对博涉典制故实，略窥考证路数，都大有裨益。

　　考入历史专业不久，听说治中国古代史须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四把钥匙，便自觉搜求这方面的基本书，而于目录学用力最多。鲁迅虽半嘲讽地说过，《四库总目提要》是“能做成你好像看过很多书”的“秘本”，他自己却是下过工夫的，因为它是古典目录学的集大成之作。其四部总叙与各类小序连缀起来，俨然一部乾隆以前的中国学术小史，通读一遍，实有必要。这部二百卷的巨著，一般是用以查阅的。每遇未谙的典籍，研读相关提要，在治学用书上，往往得益良多。当然，也如鲁迅所说其倾向出自“钦定”，考述也或有讹误，宜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与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配套使用。

　　倘真要深入史学堂奥，四把钥匙还远远不够，仍有许多待补的短板。文字训诂、校勘辨伪等专门之学，自清代到民国，虽不乏传世之作。但我却以为，张舜徽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最切合速成之要。张氏一生著述繁富，但此书专讲读史门径，最便初学。总论从文字句读讲到目录版本，分论先说校勘学，次论读书法，附论介绍辨伪辑佚，厘然有序，井然有法。尤其读书法一章，以著者积年治学所得，指点阅读全史与整理史料的津梁，读来尤感亲切有味。尽管入门以后，我已将其束之高阁，但仍应不忘当初引领之功。

　　历史学不仅是史料学，也是解释学，治史者自应有点理论自觉。其时国门乍开，西学掉臂而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等等，令人耳目一新而应接不暇。即以史学理论而论，卡尔、克罗齐、柯林武德、勒高夫与波普尔等名著也先后译介过来。尽管理论非我所长，却多少受点熏染，而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震动最大。他的理论曾被化约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口号而风靡一时，这与刚从十年动乱走出的大环境息息相关。大至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激辩，小到在下对宋代台谏系统制衡权力成败的关注，都折射出史学工作者无不以当代的关怀去追问以往的历史。

　　除了西方史学观念，研读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作，从中揣摩体会大师们的治学方法，也曾是我的自修课。记得入手最早的是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他这篇长序一气呵成堪称兴会淋漓，而我一气读完也几乎手不释卷，不仅心悦诚服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料检讨与史实解释上也有感悟。其后，将梁启超、陈寅恪、陈垣与吕思勉等诸家名作陆续请上书架，无不开卷有益，欣然有得，但篇幅已不容许我历数家珍。这段阅读史，让我的学术旨趣也有点转向，写过类似《史坛南北二陈论》的文章。

　　我如今早过耳顺之年，后三十年阅读史也已成过眼云烟，却不知今后的阅读与写作，能否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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