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的合影。

　　肇始于100年前、持续10余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向来有人美其名曰“启蒙运动”。所谓“启蒙”，就是当时中国的一些学人，面对西方强势物质文明，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所以要“拼命往西走”，表现在思想文化乃至社会政治领域，就是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等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批判和颠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进而把中华文明纳入西方文明叙事，推动中国走上西方/现代道路，实现 “救国救民”的理想。

　　无可否认，“新文化运动”带有强烈的爱国色彩。但是，其断定“中国/西方”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及其彻底批判、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照抄照搬、横向移植西方文化的激烈做法，对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并引发了此后一场场经久不息的反传统运动，以至于形成了一个举世罕见的“激烈反传统的传统”，最终使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全盘崩溃、游魂无归。

　　当然，“新文化运动”并非那个时期唯一的文化思潮。事实上，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故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梁漱溟、熊十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等诸思想文化流派，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了解之同情”或“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和做法，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只不过，它在此后的“革命/激进”历史叙事中一度被选择性遗忘，而“新文化运动”则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主角。

　　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思潮都为推动中国人正视西方现代文明，反思中国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问题在于，抛开“新文化运动”暂且不说，就连“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亦自觉不自觉地亦带有一定程度的“西化”倾向和“异化”现象。他们或认为中国文化只能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而不能作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信仰，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可以调和折中进而与之实现对接，或认为中国文化含有或亦能开出“科学和民主”的西方式“新外王”。

　　简言之，“新文化运动”试图借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全盘“打倒孔家店”，“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则试图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亦即试图采用“汉话胡说”或“以西解中”的方式，重新改造并赋予中国文化新的生命力。两者做法虽有不同，但实质上是种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都预设了“中劣西优”“中坏西好”的价值性判断，认为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中国需要纳入或走上西方轨道。

　　然而，“自由”“民主”等概念和价值，自有西方文明历史源流，且其内涵、外延与西方近现代化进程同步发展，经过长时期反复思辨、深化和扬弃，内容已变得非常复杂多面。而中国学人将这些复杂多面的概念和价值，简单照搬来套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源自中国自身历史传统的一些话语及其价值，如“中庸”“仁政”“大同”等却不加深入思索、阐释和发展，这既是一种自信匮乏，也是一种精神懒惰，同时更注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多舛。

　　“新文化运动”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和危害至今没有消除。一方面，中国人的心灵和生命已经被西方文化严重遮蔽和污染——有人称中国人为“皮肤黄色、内心白色”的“香蕉人”不无道理。另方面，中国不少学人仍抱持“启蒙”心态，拜倒在西方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之下，继续沿用“汉话胡说”或“以西解中”的套路，开口“自由”，闭口“民主”，鹦鹉学舌，邯郸学步，成为西方文化的“留声机”和“二道贩子”。

　　无论是以西方文化拯救中国的“启蒙”心态，还是“汉话胡说”或“以西解中”的陈旧套路，都既无法化解西方文明挑战，也无法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相反，只有坚定立足并深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真正做到“汉话汉说”和“以中解中”，才能以自主、平等心态参与世界多元文明对话，使中国文化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殖民地”。

　　历史上，中华文明成功化解外来佛教挑战的案例，给“汉话汉说”或“以中解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自东汉至宋代1000年时间里，无论是佛教高僧还是儒学大家，多以“格义”方式，即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和价值观念，重新阐释外来的佛教学术语和价值观念，最终一方面是促使佛教逐步中国化、本土化，另方面则催生了融会佛教思想的宋明理学或新儒学，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辉煌。

　　当然，历史上佛教对中华文明的挑战仅体现在义理和价值层面，而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挑战则除义理和价值层面外，还体现在政治和制度层面，且其背后更有强势的西方世界作为“后援”。正因如此，中国学人更要有使命感和担当意识，更要正本清源，努力做足做好“汉话汉说”和“以中解中”的工作，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中国解释西方”甚至是“以中国解释世界”，最终使中华文明既不失传统特质，同时亦具有普适性内涵和世界性影响。

　　毫无疑问，“汉话汉说”以及“以中国解释世界”，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过程。但很清楚的是，所谓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以及中国为人类发展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云云，一项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高标志，就是中国乃至全球都能理解和认同“仁爱”“中庸”“仁政”“王道”“天下”“大同”等中国的学术话语或价值观念。

　　由于近百年来激烈反传统所造成的恶果，外来的“西学”在中国十分强势，肆意泛滥。相反，原是国人生命大本大源的儒学，则成了一种久远的历史回响和陌生的文化遗存。事实上，“孔家店”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对孔子和儒学的一种栽赃和污名。但是，孔子和儒学建立的绝不是什么兜售私货的“孔家店”，而是中国人神圣的文化殿堂和精神殿堂——我称之为“孔家殿”！

　　因此，中国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发起一场“儒学启蒙运动”，借以“重建孔家殿”。这场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用儒学的“新启蒙”，对治“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以西方文化拯救中国的“旧启蒙”，进而用儒学重新温润中国人的心灵和生命，重构中国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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