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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法国知识界的宣言

作者:叶超 · 2015-10-28 来源:澎湃新闻

  核心提示:米歇·翁福雷(Michel Onfray)是法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曾自命为“左翼中的左翼”。不过自从他上月发了一通关于欧洲难民的讲话后,左翼的《解放报》便控诉他“为(极右党派)国民阵线站台”,这事在整个法国知识界和媒体中炸开了锅,十月以来,讨论渐多。

  翁福雷只是被人指责为想法与极右党派相近的法国思想家中最新的一位,在这一串名单中,还有伦理哲学家亚伦·芬凯尔克劳特(Alain Finkielkraut),他曾是激进左翼分子,现在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写过几本有关法国传统共和文化衰落和法国“不幸的身份”的书;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60年代时曾是切·格瓦拉的同伴,后来成为前社会党总统密特朗的顾问;埃里克·齐穆尔(Eric Zemmour),一名极右的记者,其著作《法语的自杀》在去年成为一本畅销书;当然还有小说家米歇·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的小说《屈服》描述了未来法国被伊斯兰神权统治的情景。

  近一个月来,法国乃至欧美各大报纸都密切了关注了法国知识界“右转”的这一事件。作为法国舆论风向标的《世界报》(Le Monde)连发数评论,讨论“为什么知识分子辩论偏向右翼”、“左翼知识分子哪去了”,9月底,两位年轻学者——一为80后的莱甘锡(Geoffroy de Lagasnerie),一为90后的爱德华·路易(Edouard Louis)——在《世界报》上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的文章,分析阐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窘境,并提出所谓“右翼知识分子”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引起热议。

  日前,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也在《洛杉矶书评》(LAReview of Books)发表题为《Power,Powerlessness,Thinking,and Future》的文章,针对“左右之争”提出不同见解(详见:https://lareviewofbooks.org/essay/power-powerlessness-thinking-and-future)。

  为使读者更深入了解这一事件,澎湃新闻翻译《知识分子政治反攻宣言》全文如下:

 

  米歇·翁福雷(MichelOnfray)。(图片来自网络)

  几个月前,我们还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混沌和噩梦之中。我们已经跌落到最糟糕的境地。”而今天情势愈加恶化了。

  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试图逃脱战争,远离残垣断壁和灾祸苦难,然而他们在欧洲却找不到一片能保护他们、接纳他们的容身之地。各个国家没有大方好客的表现,而是踌躇不定、挑挑拣拣。警察首先出动;难民营接着围起;国境线随之关闭。

  这个夏天我们眼睁睁任由欧洲的各个机构令人遗憾地处理希腊危机,硬生生将紧缩的政策强加给一个已经被贫困蹂躏得不行的国家。欧元,这一载体,无视民主的选择,让一切替代性政策在欧洲变得不可能实行。

  在法国执政的左翼社会党叫人心痛的表现,让我们不禁自问该党还属于左翼吗?总理瓦尔斯和经济部长马克隆的轴线联盟倒人胃口。秩序、社会后退是他们不变的说辞。由此,我们的疑虑随之而来:左翼怎么到了这般田地?又或者,法国怎么成了难民眼中一个应该避免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希望的支点?

  最后,越来越接近极右派的言论在公共舆论空间不间断地膨胀。这些论调通常领先于极右派,在客观上滋养着后者,以至于民族阵线党借势叫卖,从中汲取灵感。一些思想家越来越大胆地组织攻势,推动着公论空间中最危险的冲动:民粹主义、伊斯兰恐怖症、鄙视女性、排外主义、反对同性恋、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一旦这些思想家被圈被点之时,他们就大声疾呼,抨击舆论审查(辩解道:“我们说什么都是不对!”),尽管对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面对这么大面积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力,一个普遍的情绪就此生根。不夸张地说,今天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忧郁不安的模式之下。对于我们之中的大多数来说,从今往后,经历政治等同于体验阳痿。

  议事、研讨的会场,有多少激动的人士在传达他们愤懑的同时,流露出无能为力和不知如何表达的无奈,就好像当今的民主政治体制剥夺了我们行动的能力和干预的可能。怎么办?怎么说?说什么?除了老生常谈的话,怎么还能说些别的?

  对知识分子沉默的考证

  几个星期以来,两个讨论通常被分开摆出:一方面是部分政论笔者和作家们越来越昭然可见、靠近极右派的主题论文;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议题的沉默不语。但是这两方面其实隶属于同一、也是唯一的一个轮廓。如果我们应该对这份沉默进行考证分析,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三个理由这么做:

  1.今天社会上对极右派有一股昏沉痴迷:比如说,维勒贝克只要发表一部粗鲁无礼的伊斯兰恐怖症小说,就可以成为各个报纸的封面头版。围绕这些令人作呕的提问,媒体-知识分子空间大范围的磁化效应使得我们之中的很多人在规定的术语中不再能自我识辨,继而躲避公论空间。知识分子的沉默也是面对如此情境时的慌乱不安所造成的。

  2.各种诽谤声势也可以解释舆论批评的供应不足。知识分子中的大人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成了被诋毁的对象。像今天这样组成的文学和知识分子世界是侮辱他们之后的产物:这样的欺凌环境最终限制了不同政见者的活力,令他们失去了勇气。

  3.最后,文学或学术领域内部的逻辑也负有责任。作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不敢投身于政治运动。对一些人来说,政治干预破坏了文学的纯净;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将使他们所出产知识的有效性受到质疑。文学和学术领域盛行去政治化的禁令(转而追求辞藻;纯粹科研等等)。政治介入被看作是一门危险,一个污点——可是政治解约才恰恰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问题。

  我们不能仅仅悲叹局势的糟糕,应该问问自己怎么才能建立新的体制。而且,希望还在:格歇(MarcelGauchet)、翁福雷、芬凯尔克劳特、德布雷那一批的哲学家至少还奋力地谎话连篇,极力否认他们真实的自我;左翼至少仍然象征性地统治着法国;在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这一表述仍然被认为自相矛盾,或者说,两者不可能结合成一体。为此,我们应该庆幸。

  应该采纳的原则

  如果我们有意重塑知识分子和政治面貌的舞台,采纳几个针对思想和行动的道德原则迫在眉睫:

  1.拒绝原则:拒绝强加的辩论,拒绝指定一些思想家为对话者;拒绝讨论一些无需争辩的主题;拒绝承认一些问题的恰当性。因为如上三点使思想之间的碰撞变得没有可能。将其排除于外是进行讨论的必要条件。当我们把虚幻的公共空间看作是审议的集合场所,当我们瞥到思想之间一些议题的不相容性的时候,我们应该将两者对立起来。这些议题只是纠结于国家、民族、主权、国民身份或解体分裂。而我们真正的意愿是谈论阶级、剥削、暴力、镇压、统治和歧视的问题。这两个可能的舞台总是互相制衡对抗。由此看来,今天反对所谓的推论霸权,有时候意味着闭口不言,而不是同谋共犯。

  2.提名原则:个体是什么样,就提什么名。不再认可他们尝试掺假的企图;不再接受某些观点作为公共讨论的可能,因为我们由常识就能判断出其错误性。在整个法国和欧洲蔓延的所谓的威胁,沉重地积压着难民们。这些危险理论不是讨论的主题,因为这些只是侮辱和骗局。

  3.重新冠以耻辱概念的原则:改造政治舞台意味着改变舆论的空间。“知识分子的沉默”说到底,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是谁在说话,是谁在沉默。有些人我们情愿他们闭嘴。这不是要强行给他们封口,如同有些人指责我们的那样,而是相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论调除了我们的蔑视,什么都不配。极右派的思想家可以随便他们的思考,关键在于他们应该不敢轻易发言,因为这样会招来信誉扫地。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Elias,1897-1990,德国作家、社会学家)所说的“道德的文明”,指的并不是最最丑陋的思想完全消失的社会,而是那些想要提出丑陋观点的人能够被引导着控制住他们的冲动。

  干预的原则:尽可能频繁地干预,以便填充舆论空间。简而言之,使左翼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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