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及大学教育，历来是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大学何为》一书再版，他以理性、平和的视角，深入讨论我国大学问题的复杂性和改革的代价，受到广大读者关注。

　　好大学培养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陈平原关注大学研究已有多年。“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大学何为》讲当下中国大学问题，陈平原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书中对当下大学问题一针见血，观点犀利。“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立场，努力介入当下的社会（教育）改革。”

　　陈平原在该书中强调，大学需要“学问”，更需要“精神”。“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

　　“目前中国大学的最大缺陷，是没有个性。”陈平原指出，许多大学面目相差无几，这让人担忧。

　　陈平原认为，有些大学还盲目追求“大而全”，“一窝蜂都在争硕士点、博士点，这是一条很糟糕的歧路”。博士教育的快速增长，带来一系列矛盾：学术质量不能保证，学生激增，让科研经费捉襟见肘。

　　“更严重的是，目前排队申请博士点的大学还很多，你怎么说服他们安于本科或硕士生教学的现状？”

　　用“讲故事”说大学精神

　　陈平原研究大学、写著作，最早是从“讲故事”开始的。

　　1993年，陈平原在东京大学做研究，翻阅很多该校校史资料，深受触动。于是，他在一篇短文里写道：“再过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大庆。没人让我操心，只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老觉得该为它作点什么。”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陈平原编著《北大旧事》和《老北大故事》，两本书将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来。

　　“当每个大学都在努力发掘自己的‘大学精神’，确实是有点夸张，而且容易变成一种空洞的口号”。陈平原认为，大学精神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所以他宁可“讲故事”。过去的17年，在陈平原等的带动下，“大家意识到，大学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有学问有精神的人物组成的知识共同体。”

　　今年，陈平原新书《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出版，对“八年抗战”大学内迁岁月进行了呈现。书中，他讲述李政道的故事：1945年，19岁的李政道到西南联大找从未谋面的吴大猷教授，希望在他的门下学习。当值西南联大的学年中间，不可转学。但吴大猷却允许李政道当旁听生。此后，李政道经常去吴大猷的家里请教问题、做作业，还会帮老师做一点杂事，比如洗衣做饭等，师生俨然像一对父子。

　　“今天很多大学建在新建的大学城里，老师与学生相处时间很短，都在搞各自的学习和科研，距离越来越遥远了。”

　　宽容看待大学成长的曲折

　　对于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陈平原喜欢用“乱七八糟”和“生气淋漓”两个词来形容。他解释，是因为它既混乱，又生机勃勃，也正因此，能够看到很多新尝试在发展。

　　陈平原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

　　对大学在成长中的曲折，陈平原态度宽容，“办一流大学很难，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需要积累，还不一定成功。但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目光与胸襟。”

　　访谈

　　中国崛起赋予大学发展机遇

　　大学排名不能过于在意数字

　　读+：论实力，中国顶尖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不算靠前，与世界名校有较大差距，但为何北大、清华的影响力却似乎很大？

　　陈平原：谈论中国大学的影响力，可参考国际排名，但不能太依赖。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写过一篇《作为一种文化景观的百年校庆》，其中提及学术水平并非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学，其在东方古国的复兴道路上所发挥的作用，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可比拟的。

　　在一个国家的大转折关头，北大挺身而出，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以至你谈论百年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无论如何绕不开这所大学。这种机遇，说实话，千载难逢。

　　同样道理，近三十年中国经济、政治的迅速崛起，赋予北大、清华等中国大学很好的发展动力、机遇与前景。

　　读+：近年的各主流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清华大致在45至55左右的名次，在您看来，现在的世界排名和他们的实力对等吗？曾经一百开外的排名，是不是被低估了？

　　陈平原：十年前，我写过《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专门谈这个问题。那年《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17。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据说，排名主要依据五项指标：第一，国际教师比例；第二，国际学生比例；第三，教师与学生比例；第四教师科研成果的引用——这四个指标，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项指标——学术声誉，北大高达322分，单项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

　　在我看来，这个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学者们在关注中国的同时，也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就有意无意地提高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声誉。

　　近几年，大学排名越来越倾向于避虚就实，也就是强调“数字”而忽略“影响”。北大、清华的国际排名大致徘徊在前50名上下，我的总体判断是：学术水平没这么好，但影响力远比这高。

　　中国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

　　读+：中国大学曾经流行一个热词，叫“与国际接轨”。他们心目中的“国际轨道”大致是怎样的？

　　陈平原：中国大学和欧美名校之间，在教学及科研方面，是有不小的距离。但我不喜欢“与国际接轨”这个提法。我常问：究竟是哪个“轨”？又应当如何“接”？国外的好大学并非都是同一模式，每个在海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范型。

　　读+：这些年中国国力在增强，中国的大学教育与这种增长是同步的吗？

　　陈平原：我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5期的《当代中国大学的步履与生机》，原本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专题演讲，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回过头来看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大学史，有两处路走得比较顺畅，一是1928—1937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虽也有若干亮点，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争创一流与大学扩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发现诸多积弊；但若拉开距离，其雄心勃勃与生气淋漓，还是很让人怀念的。”并非因为是在国外演讲，就专挑好的说；我在国内也是这么讲的。

　　最近这十六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两条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强，追赶世界一流；一是尽量做大，扩大办学规模。应该说，两条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当然，操之过急留下了不少后遗症，但总的成绩不容否定。

　　读+：去年5月，北大启动“燕京学堂”计划，向全球招生，设置一年制“中国学”硕士。后引起风波，您认为这一计划是一种有益的创新吗？关于“利”与“弊”的争论，您的观点是什么？

　　陈平原：平心而论，从社会募集巨额经费，创办培养国际人才的燕京学堂，应该说是很有创意的好事。只是因计划不周且用力太猛，加上论述时的若干瑕疵，以致引起部分师生及校友的猛烈批评。这么一来，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实在很遗憾。

　　不想“高屋建瓴”地说风凉话，我希望站在建设者的立场，帮着出出主意，看能否进一步完善此计划。相关意见适时提交给了校方，至于是否被采纳，不在我考虑范围内。

　　名校话题被绝对化了

　　读+：现在莫言、屠呦呦等人纷纷获得诺奖，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大量斩获国际大奖的时代正在到来？

　　陈平原：获诺贝尔奖是很高的荣誉，但在中国，此奖项被赋予了太多的光环。随着获奖人数的增加，中国人逐渐能以平常心看待；从事学术研究的，更是不该过分纠结于获不获奖。

　　至于学者与大学的关系，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做了个有趣的比喻：类似于商品展出在橱窗。商品（学者）不出名时，确实得益于“高大上”的橱窗（大学）；但一旦商品出了名，情况就倒过来了。我相信诺贝尔奖评委会看中的是莫言、屠呦呦的创作及研究成果，而并非因为他们是“中国人”这个标签。

　　读+：在中国，进北大、清华成为各地高考状元、“学霸”、精英的首选，也被人们视作是走上真正成功人生的唯一机会，您怎么看？

　　陈平原：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迅速扩张，去年毛入学率已达到37.5%，很快就会超过40%。因此，现在参加高考，不是考上考不上，而是能否进入名校的问题。

　　必须承认，进入北大、清华等名校，可以得到更好的学习机会，人生道路也会走得比较顺畅。不仅中国，全世界都一样，进入名校乃成功人生的重要一步。可这个话题，如今被绝对化了。很多用人单位“查三代”——学士、硕士、博士都必须是名校，这就太过分了。这样一来，所谓“成才之路”，变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成绩。好些“慢热型”的学生，或者桀骜不驯的孩子，因高考成绩不佳而没能进入好大学，日后发展艰难。这种选拔机制，不利于偏才、怪才。当下中国教育总体水平不错，与以前相比有明显提升，但创造性不足，长远看，这是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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