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其藏，洋洋数十万民间之宝卷、杂志、鼓书、杂字、书信、教材；浩浩数百年华夏之信仰、民生、娱乐、改良、革命、沉沦。于官修机器人正史之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历史于此不再顾影自怜，反生出一派悲天悯人。”这段话出自京城“杂书馆”序言。提笔者高晓松，担任这间公益图书馆的馆长。

　　2015年10月，执掌“阿里音乐”的高晓松爆出微博，宣布自己将担任一座图书馆的馆长，取名“雜·書舘”，透露“收藏了最多的民间宝卷、鼓书、杂字、民国教材等等杂书杂志”，并请好朋友张大春题写馆名。

　　当下名人里开饭馆的比比皆是，忽然冲出一个开书馆的，简直吊足了网友胃口，恭喜之际纷纷打探底细。书馆未开先热。

　　11月27日，私立公益图书馆“杂书馆”开门迎客。短短两个月，已在京城赚得火爆人气。

　　“和一般公益图书馆不同，我们的图书馆是要培养民间的学术爱好者。”我的采访一开始，“杂书馆”副馆长赵先生就放出一句雄心勃勃的话。不是“读书爱好者”，而是“学术爱好者”。他的目标很明确：学术不仅属于大学和官方，同样应当存在民间。

　　赵先生并非空有野心。“杂书馆”当前馆藏体量，配得上那份远大目标。“杂书馆”设国学馆和新书馆两大馆区，馆藏图书及纸质文献资料近百万册（件）。其中线装明清古籍文献二十多万册，晚清民国期刊及图书二十多万册，西文图书五万多册，特藏新书十万多册，名人信札手稿档案等二十余万件。

　　在这个戾气弥漫的反智时代，你们是一方优雅净土。这是高晓松致书友之言。“杂书馆”刚刚启航，创办者对自己、对读者满怀信心。他们告诉我，学术资源是这座公益图书馆的立足之本，无法被替代，所以为之付诸的一切努力都非常值得。

　　将百万册图书文献分类上架花了一年多时间

　　“欢迎来杂书馆免费看书喝茶吃橘子。开馆第二个周末，预约满满，感谢大家爱护书籍，温良恭俭，满载而归。”自图书馆对外开放，馆长高晓松时常在微博上打广告，召唤粉丝们前去读书。

　　“杂书馆”位于北京崔各庄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地铁15号线马泉营站下来，要步行1.5公里路程，约一刻钟。当一拐进通往红厂的直路，车辆喧嚣渐渐隐没，两行树叶落尽的杨树撑起大片晴空。再往路尽头的清静处走，那里有满室故纸堆和书香，那里有爱书人。

　　“杂书馆”的发起者是赵先生、和先生等几位资深收藏家，因另有正式工作，出于影响考虑不愿透露真实姓名。这间图书馆承载了他们数十年收藏的心血，将百万册图书文献分类上架就花了一年多时间。

　　贡献出如此丰厚的收藏，原因之一是“年龄越来越大，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处理自己的收藏”。赵先生他们曾经和北大、清华、国家图书馆等若干单位联系过，设想将藏书安置在这些地方，建立合作关系。然而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任一单位都腾不出足够大的空间。

　　最终，他们索性决定自己办一座图书馆。

　　学术资源丰富，老知识分子自然会来，可他们不满足于此，更希望培养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兴趣。因此，馆长之位，得交给在年轻人中富有影响力的新知识分子。

　　“这个新知识分子要具备传播力、学术性以及趣味性，这样的名人找不到几个，高晓松是一个代表人物。他也很愿意与我们合作。”

　　有粉丝冲着名人招牌而来，也有人质疑是否挂个空名而已。赵先生表示，高晓松并非“名誉馆长”，“杂书馆”的策划和管理事务，他都会实打实地参与，包括网站的设计与内容。

　　图书馆由“新书馆”和“国学馆”组成。“新书馆”装潢相当考究，一排排书架高约4米，森然矗立，气势磅礴。我看到架上有的同一著作排列着若干个版本。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不仅集齐了各种经典版本，甚至还包含了观点的激荡，比如关于某些人物的传记，读者能同时找到赞美和批评两方面声音，“从各个角度看一个人。”

　　“新书馆”环境雅致如自家书房，服务周到，读者能舒舒服服坐在沙发和座椅上阅读，享用免费的茶水和水果，连孩子也有好去处，“儿童阅读区”兼具读书和玩耍功能。

　　相形之下，几十米距离的“国学馆”气质骤然转向朴素风。陈年气息扑面而来，泛黄的书册或小心置于书橱，或包裹在透明塑料封皮内。在“国学馆”七个分馆中，“晚清民国期刊馆”和“民国图书文献馆”的书目已整理完成，“民族民俗古籍馆”、“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等还处于著录工作进行时。

　　开图书馆，房租是首要问题。接触过若干位开发商后，唯有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总经理邹玉凤给出的租金较便宜。“后来我们又有十几卡车的新书没地方放，再租那个馆我们就租不起了。邹经理提出，一千多平方米的‘新书馆’，免费给我们使用，他自己出钱装修，花了上百万，完全不收我们房租和物业费。”赵先生说，他们很感激邹玉凤的支持，社会也应感激他。

　　民间收旧书起家的人，是海量藏书的重要货源

　　在采访中，我偶然得知“杂书馆”的几个收藏家曾成立过“抢救国宝自愿者俱乐部”，他们邀请了包括北大、人大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可惜最终没能真正做起来。

　　我拿到一份名单，主标题为“抢救国宝自愿者俱乐部十大人物”，副标题为“从废纸堆里走出的百万富翁——进城农民工、下岗工人的创业传奇”。那些在民间收旧书起家致富的人，是“杂书馆”海量藏书的重要货源之一。

　　一个工作人员开玩笑说，那些胡同里收破烂的人看真货眼睛最贼，“通过收破烂过程真成为文史专家”。直接第一手收旧书的人是“一级”，而从民间购买旧书时收藏家主要跟“二级”或更高的“三级”打交道。“不过现在直接收破烂的人已经不愿意给二级供货了，就愿意给我们直接供货，或者直接到网上卖。大家都越来越精明了，这个圈子挺逗的。”

　　据赵先生说，其中一个“三级”就是旧书圈大腕杜国立，是最主要的货源，曾经“一年能够从杜国立一个人那里买两三百万的东西。”而杜国立的弟弟，去年卖给“杂书馆”一卡车学术档案。

　　名人信札。

　　而“杂书馆”最大赞助方，则是如今同在一个大院里的孔夫子旧书网。收旧书者、收藏家、旧书网和图书馆，彼此之间紧紧联结，密不可分。

　　杜国立是北京旧书圈里一位重量级人物，起初只是“一个大包赚两块钱的搬运工”，后来发展成为“一天能淘到一车价值数十万元的旧书大亨”。杜国立在潘家园旧书市场名望极高，他开了网上书店，在清华大学附近开了合众书局。“他经手的珍贵图书文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如陈垣、侯外庐、翦伯赞、郭沫若等人的手稿，都是现在著名墨迹收藏家的早期藏品。”

　　我电话联系上杜国立，他言语甚少，可三言两语态度鲜明。杜国立去参观过“杂书馆”，除了嫌位置略偏远了些，其他都很好。不过对于市民以后或许可借阅古籍这一点，他持反对态度，担心过多翻动对宝贝损耗太大，纸张易破碎，“收藏品毕竟都讲究品相”。

　　问及“抢救国宝自愿者俱乐部”一事，杜国立说：“那些文献不收上来就化为纸浆了，收藏家更珍惜它们。”他表明自己是个爱书人，而很多古籍文献是独一无二的。“有的东西就是见一面的事，比如善本，它们具有唯一性。”

　　赵先生每次买旧书，都要强调一句：“你要保真啊，假的我要给你退。”“他们就会讲，和老师、赵老师你们放心，绝对保真。他们卖给我们的时候都很谨慎，假的他就不敢卖了，因为我一定退回去。”旧书圈里越来越多商贩尝到甜头，于是一些假冒现象涌现出来。杜国立告诉我，市场价值诱惑之下，尤其像名人信札作假情况很多，有人照着书上有的或原来信件描写一份。

　　在赵先生、杜国立眼中，收藏旧书亦是一种民间文化和学术资源抢救的过程。把这件事做好，“杂书馆”将是一个很大的窗口和入口，供后来者认知学习。

　　得意宝贝是种类繁多的民间档案

　　去“杂书馆”读书需提前预约，周末限流500人。

　　聊起读者，赵先生感慨不已。图书馆位置偏远，而有人早晨九点钟就进馆读书了。年轻读者的选择也令他讶异，有一个小姑娘抱着法国历史读了一整天，另一个青年人则去认真研读《大同书》。“真是想象不到。包括我自己在内，让我去图书馆借民国书看半天都没有那么大的热情。有人借了一本戊戌变法时立宪派办的期刊在那看起来，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他还在看，你说说他是不是很专？”

　　看到读者们如此痴迷学术，赵先生很欣慰，他们办图书馆初衷也在于此，为民间学术爱好者提供平台，希望老百姓们也对历史事实、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每个图书馆都有专属的馆藏特色，“杂书馆”的一大优势便是拥有大量研究中国地方文化的文献。“我们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支援地，你非找我们不可。我们这里有上千种地方文献，都是清朝的。”赵先生对此格外自信。

　　他特别向我展示了一种地方文献：唱本。

　　《千里寻夫》、《猿猴偷桃》、《秋围报》、《闹朝廷》……赵先生在地上摊开五颜六色的唱本，薄薄一小册，印刻着千姿百态的民间故事。“每个地方老百姓唱法不一样：广东话、河南话、东北话、上海话……南方和北方的故事内容、唱法也不同。像我们的一万多种唱本，有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但因各个地方的唱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它们演变成了一种地方文化。”

　　清末小说。

　　赵先生从前每逢工作出差必逛旧货市场，对民间的小唱本情有独钟。他笑着说，要是倒手卖的话肯定能把路费全都赚回来了。

　　他以前购买木板刻的小唱本，哪怕只有三页薄也要二三十块钱，如今能卖到几百块钱。“如果再过五年，恐怕一千块你也买不到了。唱本是研究戏曲和地方文化的必备文献，非常珍贵，就像那些民间小报一样。唱本印不了几份，好多后面写着印了35本，有时候是50本。小范围传播，很快就没有了。它连封面都没有，难以保存。有的朝代可能一本都留不下来，存量实际上非常稀少。”

　　在地方文化研究资料上，“杂书馆”的得意宝贝便是种类繁多的民间档案。民间档案是老百姓世俗生活的直接写照，更能从很多层面反映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赵先生个人很偏好民间理财类文献，他指出，当下业界现有的理财文献都集中在皇帝们的财政政策，看统治者们如何搞税务、货币，多为宏观记录。而“杂书馆”的文献难能可贵地聚焦微观历史，展现老百姓们如何处理自己家中的财产关系，例如有本明朝的书叫《致富奇书》，讲百姓如何赚钱。“杂书馆”偏重这一领域，旨在建立起自己专属的特色之源，从而能和国内外各图书馆进行补充和交流。

　　“现在中国的民间文献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都被外国人买走了，解放前外国人也已重视民间文献的收藏。中国专藏这种文献的图书馆很少，民间就更少了。将来我们杂书馆会成为一个民间的汉学研究阵地，目前在一些领域已经是第一了，继续努力肯定是绝对优势。我们要和全世界比比汉学资源。”赵先生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前景志在必得。

　　望吸纳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加入著录工作

　　藏书家韦力曾于2014年11月撰写《筹建中的孔夫子国学资源馆》一文，提前透露了一些关于“杂书馆”藏书量浩大的讯息。他讲了一个细节，说自己一直挂念一本《祺祥时宪书》，听闻此处有，但位置不明。“杂书馆”还在筹备中，他就扎进书海碰运气，“在随手打开了一个书橱，从书橱的最上层，抽出这一层最上面的一本书，打开一看，赫然就是《祺祥时宪书》，这个结果让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天下竟有如此巧合之事”。

　　韦力的意外之喜，侧面反映出这间藏书馆的“资本”过硬。

　　“杂书馆”的学术资源，在创办者眼中是立足之本，无法被替代，例如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讲课稿、京师大学堂的教材（有二十多种）、西南联大的讲义和学生作业……还有北大的教材估计约三四百种，解放前和现状的教材都有。他们相信，一座大学的授课内容，能完美展示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精华。

　　同时，创办者对“杂书馆”的期许不止步于读者吸收资源。他们觉得，若有心人能在阅读后写出有价值的研究论文，揭示历史事实，此间价值更大。

　　“杂书馆”庞大学术帝国的建立，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李恩雪告诉我，当初一大箱一大箱旧书运来，正值酷暑，在炎热环境里他们把所有书摊到地上，进行分类排序，期刊按拼音分，而民国书按学科分。然后规划数量、上架。民国书保存状况较糟，纸张特别脆弱，书本相互摩擦易碎，他们就用塑料纸一一包裹，保证彼此独立性和完整性。为保护藏书，“国学馆”借阅皆由工作人员负责取出，交给读者。

　　“杂书馆”招聘工作人员，较希望吸纳大学文史专业本科以上毕业的学生，知识渊博者最佳。

　　当前图书馆总体上运营顺畅，赵先生认为较大问题是著录速度较慢。“国学馆”三楼基本完成著录，而二楼和一楼还远远没有完成。一到周末读者人数过多，需要工作人员跑去加班招待，严重影响了藏书的著录速度。

　　当我问到未来经营规划，赵先生神情忽然严肃起来，对此很慎重。他们计划图书馆对个人完全免费，而对科研单位可能考虑收取一点费用，该想法的落实问题还在探索中。在资金上，“杂书馆”对于外界捐赠通通拒绝，无论是钱还是书。“我们是一个有权接受捐赠的单位吗？不是这种单位，我们怎么能接受呢？这不是我们的业务，也不是我们能干的事。”他觉得，经济上问题不大，最大心愿是这个文化品牌能真正做起来，这样“杂书馆”一群人才能慢慢地、长远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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