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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她”字的文化史》的经历,就好像一次幽窅沉缓的时光旅行。没有太多的讶异、浩叹,然而,足够深刻。
从题名所知,这是一部讲述词语历史的书。以词汇切入社会、文化、历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即是一部通过呈现词汇形塑过程,探讨文化和社会制度发展史的名著。刘禾的《跨语际实践》、《语际书写》和近著《帝国的话语政治》也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开创了中国史领域话语研究的学术前沿。“民主”、“共和”、“启蒙”、“国家”等词汇众所关注,构筑的是中西交冲背景下,矛盾复矛盾、充满了差异和争执的中国近代史。大概也就是受到这类既有研究的影响,我曾料想,1920年代中国历史中“她”字的故事,必定是一段充斥着压迫与反压迫、新旧竞逐、中西对峙等关键词的激烈往事。及至阖卷,才惊觉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的专门从业者,也这么容易犯下“想象历史”的毛病。与那些富含政治意味的关键词相比,“她”要平实许多。然而平实的铺陈,却寄寓了恢弘阔大的历史视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于“她”字历史的叙述,用一种徐徐展开的复杂性构成了对“解构”的再解构。
中国“她”字的现代认同史,概括而言,肇端于1820年代以降来华传教士在“she”字对应翻译上的困局;至1917年左右,由《新青年》编辑圈内部,刘半农和周作人等人提起“she”对译问题为标志,“她”字正式作为一个语言的、文化的问题被提出;1920年代,“她”的使用和传播在中国的报章、学人中间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讨论,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逐渐流行;至1930年代中期,经历短暂波折后,“她”字最终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纵观这一过程,主要集中在1917到1930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和衍变的历史时段。“她”字关涉的汉语欧化问题,与“五四”时代纷繁复杂的文言白话之争、国语运动、言文合一运动等等,或多或少都存在关联性。在此过程中,有关中西文化优劣性的论争、保存国粹与全盘西化,以及传统/现代的竞争与抵抗,交织成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网络。“她”字的生成语境和演进脉络,正可作为一个展示。
围绕着“她”字的历史展开讨论,我看大概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它如何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被提出;二是反对者缘何而拒绝。
“五四”狂飙突进式的告别传统,构成此一时代的标志,大致不差。由改造文化思想、改造国民性,进而转入语体、语文的改革,这是顺理成章的步骤。但“言”“文”之事,在中国向来都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创造文字在昔时被视为神圣事业,关乎圣人之微旨。《易·系辞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许慎《说文解字》更是将文字定义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在儒者所倡导和践履的传统中,君子以“言文”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由此,“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文字的郑重与神圣,这关联着一整套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必须要冲决旧制度罗网的“新青年”来说,诋毁甚或颠覆这一神圣性是首要的。在现代语境中,这被称为“祛魅”的过程。
近现代中国的语文改革运动,很大程度与祛魅、打破知识垄断权有关。比如,清朝末年就有倡导国语运动的王照和劳乃宣。到“五四”时代,演变成了浩浩荡荡的文言与白话之争。语言的问题被置换为文化、甚至更深层的人性问题,这是现代中国启蒙主义弃旧从新的基本假设。就像顾颉刚所相信的,“旧道德的权威即伏在古书的神秘之中”;胡适所言明的,要在故纸堆里“捉妖打鬼”;吴稚晖所戏谑的,“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语文的备受关注,源于一种本质主义的倾向。被坚船利炮恐吓至深的近代中国人,总是想从“根本上”、“毕其功于一役”地去解决所有问题。在根柢处捣毁传统,构成了“五四”一代的基本思维方式。因此,改造语言文字成为新文化的一个中心问题。王力先生对1919年以后的汉语词汇作过基本估计,“五四”以还的二三十年间,词汇的扩展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她”字的发明和接受在此历史情境当中,也清楚地揭示了语文运动背后深远的社会文化因缘。
“五四”一代的反传统思想,还可由另一人称代词——“我”的重新发现为例。古代汉语中,“我”作为一个词汇的使用,没有太多可论之处。只是,文学史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古典小说,几乎全是以第三人称展开的全知式叙述,极少见到“我讲我的故事”的例子。近代以后,从翻译小说开始才有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到“五四”时期,则大量出现了以“我”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这一现象,颇可玩味。如果说,“她”字的发明着重在语言学范畴内,那么“我”的发现则更在意识形态领域。鲁迅写于清末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均强调了将个人泯于大群的谬误。易白沙发表于《青年杂志》一卷五号的《我》,说得更加直接:“扶危救亡,非使人人矜重其我,实无他道之可寻。”还有陈独秀提出的“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借易卜生之口所说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等等,都是在为个人自由意志张目的言论。“五四”是公认的“人”的发现,个体意识觉醒的时期。这种思想投射于文学,便有了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的大量运用并走向成熟。和“她”字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由词汇、叙事方法所反映出来的社会转型,它们见证了那段时间中国在翻覆之际的巨大变迁。
由支持,讲到反对。反对派的阵营,大略又可用以下三个关键词概括:
“性别”借男女平等的观念,反对“第三人称”男女性别词的区分。比如1934年《妇女共鸣》杂志上的那则“启事”,认为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字旁代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所以拒绝用“她”字。
“中国习惯”以陈寅恪著名的抵制为代表,认为世界人类语言各有各的文法,如果违反,则为不通。持这一观点者,多主张按“中国规例”书写汉文,“若强以西文文法加诸中文,是犹削足适履也”。
“保存国粹”“她”字的拒绝者倒是鲜有极端的国粹论者,“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的批判主要针对汉语的拼音化、废文言为白话等而来,指新文学运动者不知宝爱国粹,盲目崇拜西洋文学,“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不啻为“弃周鼎而宝康瓠”之举。
关于言文改革,从形式上看存在正、反相持的两方;而究其实质,也能看到其中的同一性——文字、文章并不单独成立,它们总是与一定的制度和文化、思想勾连在一起。延用旧有的文字和文法,即为保持国族尊严、维护文化自信力;弃用旧法,使书写更符合今人需要,同样是为了民族的生存。看似抵触,却都是以“民族的统一性”作为旨归。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恰恰构成了表征“五四”的一种隐喻。语言也好,文字也好,或者是器物典章、制度与伦理,一切都必须置于“国族”的标准之下衡量、去取。就连呈形式对立的“个人”和“国族”两个概念,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也有内在同一——民族复兴须以个人觉醒作为基柢。在各式各样的纠葛中统一的现象,实际不止“五四”,这是晚清以降寻求改革的中国时时都在应对的矛盾。从大范围的语体改革来看,身处激进反传统大潮下的各类文化事件、文化运动,不论正反,均深受这一特征的影响。将这些零散的小问题汇集起来,一个大时代的基本面貌便可描摹出来。
见微而知著。“她”字的历史追述拼贴了192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思维形态,让我们感知现代、感知历史的方式得以扩展和延伸。然而,这还不是我想要申论的唯一重点。关于“她”字的故事,另有一层曲折意义——“五四”是冲突的,充满了“文化的霸权”,但这不应成为解说历史的唯一方式。
唐兰先生曾说,文字的“演化”是逐渐的,在不知不觉间,推陈出新。换句话说,尽管存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词语的流衍,更多还是遵循自足逻辑。这也是本书作者屡次强调的一个结论,“她”字的最终成功,不是根本取决于“西方性”,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叙事构成了对此前话语研究的某种反观。比如,刘禾也曾着墨于“她”字的问题,认为阴性代词“她”和动物/中性代词“它”的出现引发了整个现代汉语系统的变化,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语言景观的革命过程。用“权力”、“压迫”、“革命”和“东方主义”等等来编织和再现这一过程,是一种“后现代时期”的典型叙事。解构主义当然包含着直视历史真实的一面,反思的意义是任何其他立场难以替代的。但更加注重客观性的史学传统则认为,“解构”往往有以偏概全之嫌。“她”字最初作为问题被提出,当然不乏西方因素的影响,甚至体现了一种“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可是,它的进一步传播脉络和社会化过程又显示,论者更多还是在语法和语言习惯的内部去讨论问题。也就是说,“她”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明显。“她”字的接受,基本也是随着时间推移最终成为习惯,没有太多的抗拒、暴力和紧张。
这种顺理成章,可以从许多方面获得证明。比如,与“她”同时出现的“英雌”一词,最后未见普及。清末时,这一词汇就已出现,用以表达“男女平权”的时代精神。进入民国,“英雌”也经常出现在各种文本、小说名、电影名当中。但与“她”字相比,“英雌”在许多人看来更像是一个略带调侃的“滑稽名词”,是“论语派的幽默小品作家,有时高兴摆弄的字眼”。“英雌”一词也从来没有大规模地流行。由此可见,相对于时刻变幻的历史与时代,语言更有其内在结构。如果只是注意到那些意识形态的、权力论的背景,锐利之外,无疑会牺牲历史的真实。再举“她”字为例,抵触主要还是少数人的敏感,1920年代以后,大部分的女性作者,像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陈衡哲等人,都是“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吕叔湘先生的研究也证明,当初提倡“他”字分化,主要是为对译西文。可是一部分提倡者的热心不肯以书面上的分别为满足,还要制定不同的音读,但是实际上没有成功。这是因为,要用人力改变一个常用语词的音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茅盾在论及“文”“白”问题时也曾中肯地说,希腊人都早已抛弃了“极优美而有悠久历史的文言”,“现代人作文须以现代语”是“举世所趋”,不可抗拒的潮流。在这里,文言和现代语并不构成新旧之间的僵持,只是一种符合语言发展轨迹的习惯而已。以上这些举例,都以一种历史的具象,化解了权力主义的绝对论调。正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构成历史问题,也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暗示着权力关系。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文字变迁考》中对语言变迁的内在性有过精彩论述:
一事之成与变,皆有其所以然之故。其成也,大抵因众所共须,无形之中,合力创造,积累而成。其变也,则出于事势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不能遏。夫其变也,如日之西,如水之东,无一息之停,而人莫之觉,及其久而回顾焉,则判然若二物矣。
这是从文化史的纵深处讲透了语文变迁的规律。由此,讨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更应注意的是内部因素,一种复杂交错的时代与文化网络。中西对峙如若从背景无限延伸至发展的过程,无疑会失去解释力,把原本复杂的问题又简单化了。“她”字的历史牵涉到语言文字的变革、社会性别观念、国族意识等等各类复杂问题,我们既看到“西方影响”,也看到了“中国习惯”。这说明中国的近代历史是多面相的,不同角度、不同事件有着迥异的经历。中、西、新、旧不再是仅有的解释方式。否则,就成了过度阐释了。
《“她”字的文化史》是一部妥帖甚于炫目的新文化史著作。作者没有急着告诉你目标是什么,用一些层层递进的条块去分割和排列历史;也没有开宗明义,用“现代性”、“权力”、“话语”这些个大词去震慑读者。而是,让你跟着他的细节、他的铺陈,去一点点感受历史,思考时间在层累中流逝的行迹。作为一个读者,我喜欢类似这样的阅读体验。也想就此衍开一点关于历史书写的想法。当代的史学,有着层出不穷的立场和方法——现代和后现代的,阐释学和系谱学,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和政治史,差异丛集,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驱逐“边界警察”,也日益加深着历史学家的混乱与困惑。历史的书写自然不应有定见,但怎样的方式才更有价值?对我来说,是什么、用什么可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吸引力。好比风马牛不相及的福轲与吕思勉,不妨碍他们都有着令人拍案叫绝或肃然起敬的书写技艺。就学术而言,我一直信奉《抱冰堂弟子记》中称述的一句话,学兼汉宋,汉学师其翔实而遗其细碎,宋学师其笃谨而戒其矫妄空疏,故教士无偏倚之弊。描述而非流于琐碎,议论但不陷入空洞,这是高段的历史学家深谙的书写技艺,是我对于历史学家角色和技艺的想象,当然,也是一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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