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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契丹 彩绘木棺见证民族间文化融合

作者:陶敏 · 2016-04-06 来源:扬州晚报

 

  辽代彩绘木棺及棺床

 

  辽代文物“五瓣花纹金杯”

 

  辽代文物“金步摇冠饰”

  扬州博物馆引进的《神秘的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自今年1月开展以来,人气一直很旺。为使市民朋友深入了解契丹民族,昨天下午,扬州晚报与扬州市文物局、扬州市博物馆协会、扬州博物馆等共同策划的“扬博大讲堂”,特邀内蒙古博物院保管研究部主任郑承燕,以《碰撞与交融:以内蒙古地区辽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为例》为主题,分享其多年来的研究心得,与一千多年前的契丹国进行一次隔空对话,百余人聆听讲座后纷纷赞叹很长见识。

  “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

  考古发掘资料弥补文献缺陷

  “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是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的一个强盛帝国,其族源有着传奇色彩。”郑承燕主攻方向为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研究,尤以辽金元历史与考古学研究为重,她说,历史研究表明:契丹人被认为是鲜卑人的支系,北魏时期逐渐形成了契丹古八部,“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

  公元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并于916年正式称帝,是为辽太祖,国号契丹。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辽太宗与辽圣宗时期,契丹人灭后晋、吞燕云,南迫北宋签订“澶渊之盟”,辽王朝达到了鼎盛。1125年,女真人俘虏了辽天祚帝,契丹王朝的统治宣告结束。

  契丹人在兴起、发展、强盛和消亡的漫长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传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原历代统治者的偏见以及辽王朝严厉的书禁制度,契丹史料鲜见于文献记载。因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资料成了弥补文献缺陷的重要材料。

  内蒙古地区是契丹族本部的发源地,留有大量的辽代遗迹。内蒙古地区的辽代考古工作在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科学研究不断深入,这为全面了解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习俗提供了翔实的实证,使得全面厘清辽代的墓葬制度成为可能。

  对于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郑承燕举例说,第一次对辽代帝陵陵门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目前辽代都城和帝陵门址都没有经过科学发掘。但是,黑龙门的发掘,填补了这方面的学术空白。辽祖陵黑龙门址主体保存完好,为国内罕见,其中,两个门道内的将军石和门枕石均在中间原位,石、木地栿和排叉柱均可窥原貌,为研究和复原陵门上面高大的城楼建筑等提供了原始资料。此外,黑龙门的门道在规整的石地栿上面置木地栿,木地栿上开卯口,上插排叉柱,与汉唐宋诸朝考古发现的门址模式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开启了有辽一代特有的建筑规制。而黑龙门门道南端的五面坡慢道,独树一帜,这与《营造法式》所载“五瓣蝉翅”慢道相仿,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

  辽“捺钵议政”被金沿袭

  首创草原京城及陪都制

  讲座中,郑承燕以内蒙古地区的辽代考古工作为基础,从辽代帝陵的发现、耶律羽之墓、吐尔基山辽墓和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等契丹贵族墓葬以及瑰丽的辽墓壁画三个方面入手,管窥辽代社会的林林总总。

  她介绍,辽朝建立后,推行“因俗而治”、北南双轨政权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该制度影响于金、元两代。而在迁徙运动中商讨政务、行使职权的“捺钵议政”,被金代所沿袭。同时,辽首创草原京城及陪都制,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城市建设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外,契丹大字、小字的创制,为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架起了一座互相交融的桥梁,辽代的绘画、舞蹈、宗教发展较为突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壁画艺术,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的宝贵历史遗产。辽朝的强大和辽文化的繁荣,使当时许多北方民族和西方国家只知有辽而不知有宋,称中国为“契丹”。

  辽代贵族墓葬制度一大特色,就是车马为家,彰显游牧本色,而正在扬州博物馆展出的《神秘的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以内蒙古地区著名的陈国公主墓、耶律羽之墓和吐尔基山墓三大辽国贵族墓出土的100余件套精美文物为主体展品,其中,就能看到代表性的马具及相关饰品。此外,展出的精美的金银器,说明了契丹人崇金尚银,极尽奢华。同时,郑承燕强调,文房四宝放在墓中也见证了契丹人爱学习,非常有文化。

  彩绘棺床形似寻阳公主棺床

  见证契丹与其他民族融合

  昨天,郑承燕还在讲座中展示了辽代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的图片,让现场的扬州市民大开眼界,其中彩绘木棺及棺床,造型像船一样,非常引人注目,形似扬州博物馆展厅里展出的五代寻阳公主的棺床。

  对此,郑承燕解释,契丹早中期主要是石板墓,自公元916年立国至1125年末帝为女真人所俘,契丹人在兴起、发展、强盛和消亡的过程中,不断与农耕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进行碰撞与交融,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中期之后彩绘木棺及棺床的出现,正是见证了契丹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融合,加之手工艺的成熟。

  同时,她强调,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汇聚,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包容性,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也成为中华民族日益强大,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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