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黄山脚下。村口，有高大的石雕牌坊；古民居内，有精致画梁雕栋及家具，尤其是那些木雕，大型的有民间故事、佛教传说、戏曲人物；小型的有走兽爬虫、花鸟山水，木雕中特殊的文化寓意，令人终身难忘。仔细玩赏便会发现，这些木雕是在用徽州话向人们讲述着古今徽州的故事。

　　雕出的徽州社会

　　在黄山脚下的西递村，有一座古民居，名叫“惇仁堂”，堂内一幅不大的木雕，一直被业内奉为“木雕群星”中的精品。

　　惇仁堂是清朝著名徽商胡贯三的故居。胡贯三当年在徽州拥有三十六典、七条半街，是“江南六富”之一，与当朝大学士、歙县人曹振镛是亲家。据说，惇仁堂就是当年为了迎接这位亲家而建的。惇仁堂正厅两旁各有厢房，那幅内容“独特”的木雕，就镶嵌在厢房的窗户上。

　　这幅木雕长约一尺，宽三寸许，是一幅小型制作。画面上有两个人物，一名是年轻的妇人，正倚门眺望。顺着她的目光，远处是一个中年男子，夹着雨伞，背着包袱，正行色匆匆地往家赶。背景是连绵的山岗，茂林修竹间，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出，男子就是从这条小道上走来的。

　　这幅木雕虽然尺幅很小，但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层次分明。人物虽长不盈寸，但神通逼真，栩栩如生。年轻妇人凝神远眺，神态忧戚专注，流露出盼望亲人归来的脉脉情思；男子则风尘仆仆，行旅困顿而行色匆匆，一副归心似箭的神态，整幅木雕构思精巧，造型优美，表意深刻。

　　胡氏后人称，这幅木雕其实就是胡贯三当年外出经商、家人在故里常年渴盼他归来的真实写照。

　　像这样，除了有超群的木刻技艺，又能真实刻画现实生活的木雕，古今中外，都是十分鲜见的。

　　与惇仁堂同样题材的木雕，在徽州不止一处。这些木雕是否出自同一木刻大师之手，不得而知。同一地区，木刻艺人相互借鉴，以表达同一感情的现象，应该也是可能的，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是也。

　　与时俱进的徽州木雕

　　当代徽派木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新一代竹木雕刻大师曹篁生的新作《和谐》，无论从表达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堪称与时俱进的代表作。这幅木雕作品利用“荷”与“和”、“蟹”与“谐”谐音的特点，表达的是“和谐”的社会主题，但画面中却是两只螃蟹爬伏在荷叶上，螃蟹钳爪纤细，神态活泼；荷叶在水面上随着轻风，舒展翻卷，旁边还点缀着莲子、荷花，情趣盎然，堪称一代新人的代表作。

　　曹篁生还有一件木雕作品——《徽商荣归故里图》，也是一幅生动的徽商生活图景。画面内容丰富，但表现手法极其简练。在外行商发达的徽州富贾，赶着满载财宝的牛车，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奔向日夜思念的徽州故里。背景层峦叠嶂，烟雾缭绕，古木参天。咆哮的山水从深山茂林中倾泻而出，牛车通行的山路，一半淹没于水中，一半露在外面，不说随时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风险，至少给观者留下了山路艰险的深刻印象。木雕以紫檀为原料，构思巧妙，刀法老辣、娴熟，深浮雕、圆雕、镂空雕相结合，表现了徽商叶落归根的浓厚乡土气息。曹篁生说，这幅《徽商荣归故里图》在构图设计上，他酝酿多年，十易其稿；在雕刻创作中，他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兴致所至，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前后历时一年多。2006年，在宁波召开的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主办的首届“华茂杯”中国手工艺精品博览会上，曹篁生的这件《徽商荣归故里图》荣获金奖。业内人士都知道，这个金奖的获得，一是褒奖它的雕刻技艺，二也在于它反映了生动的社会内容。

　　如众所知，木雕的出名，往往与当地出产名贵木材有关系，像出产在海南的黄花梨，因为它的生长周期慢，前期采伐严重，导致目前市场上已每公斤按万元计算了。用这种“天价”木材制作家具或其它木器，上面什么都不雕，素面朝天，也是价格不菲的；如果锦上添花，当然就价值连城了；如果上面的木雕是直接反映社会实态的，那就成稀世之宝了。

　　用艺术形式反映社会，无论是歌颂的、鞭挞的，还是纯粹记录的，这都是艺术职能的体现。木雕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现在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传统题材：如《杨家将》、《刘海戏金蟾》、《文王访贤》、《观音送子》等等，还有一些装饰性的回文、动植物图案等，像惇仁堂内的木雕“徽商回乡”这样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可谓凤毛麟角。

　　“会说话”的徽州木雕

　　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徽州木雕，当地百姓的理解方式是特殊的。千百年来，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语言，在解读着这些木雕。

　　人们在徽州的古民居内，能不时见到刻有蝙蝠的木雕。蝙蝠，头和躯干都像老鼠。对这种形象，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好感，至于它能依靠自身发射的超声波来判断障碍物的“特异功能”，在古代并没有被人们发现。它的形象出现在祠堂、民居正厅等重要场合，其意义何在？游人百思不得其解，可在徽州人看来，这是个特别简单的问题。“蝙蝠”，是“遍地是福”中“遍”和“福”的谐音，而福祉、福气，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如何在具体的雕刻作品中展示这些抽象的东西？蝙蝠成了一种最好的载体。

　　顺着这种思维，人们便能很顺畅地理解木雕作品中的鹿、鱼之流了。鹿，是“禄”的谐音；鱼，是“余”、“裕”的谐音。福禄永寿，连年有余等美好愿望，全部寄托在木雕作品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形象寓意，比如木刻中的龟、鹤等，往往都出现在老人的活动场所：卧室、厅堂等处，喻示着长寿；狮子，往往出现在祠堂和牌坊中，喻示着威武和权威。

　　木雕中的这些特殊语言，往往是与石雕、砖雕及家具互有配合，共同组成一幅完整的风俗图画，如厅堂中的八仙桌两边，一般都配有官帽椅。官帽椅的线条流畅，简捷，两条前腿下面，往往有一般人不经意的木刻“平步青云”；厅堂中间几乎全是福寿字画，配以励志、警世的楹联，而长条几桌上，则一律是东边放瓶，右边置镜，中间放着一座钟，以讨得“终身平静”(钟声瓶镜)的口福。

　　这些传统的木雕题材，一直延续至今，它之所以能千年不变，乃是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为百姓所喜闻乐见，体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木板作书页

　　徽州建筑中的木刻，是一种民间艺术，它反映的内容，也多是民间传说，或坊间百姓口头流传较多的剧本、词话小说。一方方木刻，恰似一页页纸书，记载着这些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

　　如《郭子仪上寿图》，宣扬的是民间十分推崇的多子、多福的观念。说的是郭子仪60大寿，他有7个儿子8个女婿，都在朝廷为官，每人手里拿一块笏板，铺满一床，熠熠生辉。当时他已儿孙满堂的盛况，而且他一辈子驰骋疆场，战功卓著，最重要的功绩是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平息安史之乱，是朝中重臣。郭子仪当时已不能完全认出他的100多位孙子，子孙们向他行礼，他就点头答礼，认不得是谁。在民间，郭子仪被视为福禄寿考全沾的有福之人，他本人被看作为“大富大贵”的象征。民间画师、工匠都以他为题材，创造很多关于他的构图，想通过这种形式祈得福禄寿，所以民间才有“郭子仪上寿图”，郭子仪大富大贵彩画，郭子仪祝寿金银丝绣，郭子仪上寿磁器筒瓶，郭子仪上寿挂屏，等等。

　　《二十四孝图》，无疑，宣扬的是孝道。孝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伦理思想之一，元代人郭居敬辑录中国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通俗读物，有序有诗，用来教育儿童，可谓“孝道乃从娃娃抓起”。传统的木雕、砖雕和刺绣上，经常见到这类题材的图案。徽州木雕中的24孝图，可谓比比皆是。

　　另外，还有木雕《精忠报国图》，说的是一个“忠”字；《桃园结义》，说的是一个“义”字。

　　徽州自古山多木多，这为木刻艺术的发达提供了物质条件。徽州人以商促学，以学求仕，以仕保商，这种内敛的品质，塑造了外观简洁、内里雕梁画栋的徽州木雕。

　　游离在“中心”之外？

　　不知从何时起，有人给中国木雕界划出了“四大中心”，它们分别是：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龙眼木雕和金漆木雕，其中没有徽州木雕的影子。

　　当然，作为安徽人，我们不能因为“四大中心”中没有徽州的影子就“撒气”，我们还是先冷静地看一下“四大木雕中心”的特点。

　　东阳是个地名，在浙江。东阳木雕，主要是黄杨木木雕，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作为“第二大中心”的，又叫“黄杨木雕”。顾名思义，它是用黄杨木作雕刻用材而得名的，发源于浙江省乐清。第三是龙眼木雕，产自福建。龙眼即桂圆，龙眼木雕即以桂圆树及桂圆树根雕刻的。第四是金漆木雕。在木雕之上，涂以金漆，事实上，这是木雕的装饰，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法。

　　由此可知，这种划分，从逻辑上看是混乱的，它一会儿以产地为参照系，一会儿以材质为参照系，一会儿又以技法为参照系。如果以产地来命名，对于木雕、甚至于竹雕、砖雕、石雕等来说，显然缺乏科学性，因为只要有木雕、竹雕、砖雕、石雕，自然就有产地，产地不是这些工艺品本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业内人多以木雕的技法、材质或产量标准来给木雕、竹雕、砖雕、石雕等冠名。而从技法、材质或产量看，不论选择其中的哪一项作标准，徽州木雕都足以与那“四大中心”相媲美。

　　先说木雕的产量或数量。徽州城乡到处可见木雕，民居、书院、祠堂、桥梁、甚至牲畜棚圈、路亭塘堤，目之所及，无处不有。它不像某些地区的木雕，只集中在屋舍、窗户，徽州木雕其分布范围之广，是任何一个“中心”无可匹敌的。从材质上看，徽州木雕有用紫檀、红木、黄杨木、楠木、银杏等各种名贵木材的。技法上，浮雕、圆雕、镂空雕等，变化多端。木雕的内容上，除了各大中心都有的、传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之外，还有徽州本地特有的风俗画面，是用徽州本地的“特殊语言”，在“讲述”本地特有的故事。

　　正如曹篁生所说的，是否被列为“几大中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木雕本身的技艺和内容。技艺上，之所以能跻身全国大师之列，差别是不会很大的；而内容上的创新，则是体现大师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参数。曹篁生强调说：“民间传说和故事的木雕作品，全国各地都有，而徽州木雕能在这些庸常作品中脱颖而出，原因是徽州木雕作品中能不断涌现一些与时俱进、直接反映徽州社会生活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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