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古时一般称“戏”、“游嬉”，亦见“嬉”或“游”之名。作为与学习并举的儿童两种基本活动之一, 游戏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很早就被古代教育家们注意到了。《礼记.学记》中写道:“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即学习时就努力进修, 休息时就尽情游乐, 将游戏视为学习之余放松、休息的基本方式。而崔学古在《幼训》中明确指出了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优而游之, 使自得之, 自然慧性日开, 生机日活。”认为要对儿童进行教育, 必须顺应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 游戏则是最主要的手段。在游戏中儿童自主地活动, 自得地娱乐, 自然会生机勃发, 智力悟性也得到发展。为什么呢？王守仁进一步解释道:“大抵儿童之情, 乐嬉游而惮拘检, 如草木之始萌芽, 舒畅之则条达, 摧挠之则衰痿。”指明了游戏是适应儿童天性、增进儿童发展的活动。
童嬉图，古代也叫婴戏图。宋代陶瓷婴戏图人物多用白描手法绘制，虽笔法简洁概约，但形体比例准确，衣饰、五官、玩具都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儿童动感较强，但仍显出一种优雅姿态，向我们展示出宋代儿童积极、活泼、向上的精神面貌,充分体现了宋代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宋代陶瓷婴戏图的画面构图简法,十分注重意境的表达,也印证了宋人讲求文人情趣、崇尚自然、注重质朴的普遍审美风尚。
明代陶瓷婴戏图婴孩形象有一个逐渐由具象向抽象转变的过程，动感较宋代强烈。至明末时，婴孩形象已极为抽象，已经简化到难以辨识，豪放挥洒，手和身体甚至只用一笔勾勒，头部只用一个圆表示，进入大写意的抽象境界。明末婴戏图的婴孩形象之所以如此简约和极度夸张，既与明末追求快速生产有关，也与明末大力提倡文人写意画风有关，同时也与明末社会追求自由率真，要求摆脱封建束缚的思想潮流息息相关。明早期至中期，儿童形象普遍为圆脸、矮胖，清秀娇憨，不失为天真可爱，继承了宋代婴戏图的造型风格，然而，明中晚期婴戏图婴孩形象明显向变形方向发展，特别是明嘉靖、万历时期婴戏图，婴孩后脑突起，常着深色长袍，很多儿童看上去有小大人的感觉，就今人看来，不仅无可爱之姿，倒颇有滑稽之感。这与当时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明嘉靖、万历二帝崇信道教，整个社会弥散着迷信萎靡的不良风气，从而使审美观也发生了扭曲。明嘉靖、万历婴戏题材中加入了考取功名等庸俗内容，并出现了下围棋、读书这样的静止场景，也折射出儿童天真无邪的天性开始遭到抑制，难以做到自由嬉戏、活泼健康的成长。
中国古代较注重儿童身体的发展, 因此很重视游戏的体育健身价值, 认为在不同时令让儿童玩不同的游戏, 能够强健体魄、促进健康和发育。如古时十月以后盛行踢毽游戏, “盖京师多寒, 儿童踢弄之, 足以活血御寒 ”；而三月后则多放各种纸鸢（即风筝）, 儿童除了于奔跑中可锻炼肢体外, 还能在追逐空中的风筝时清目健目。另外, 如琉璃喇叭,“儿童呼吸之, 足以导引清气”等, 此类游戏对儿童身体的增进作用, 在今天的游戏中仍颇受重视。
古人已意识到游戏对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作用, 因此, 尽管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对儿童实施严格教育,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禁止游戏。比如说, 儒家就没有一概反对儿童游戏。《礼记•学记》中提倡“藏焉修焉, 息焉游焉”;《论语》中也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犹贤乎已。”当然, 古人也强调游戏不可无节度, 尤其在内容上应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而且, 从总体来看, 在古代教育中游戏只处于附属地位,颜之推就说, 即使是可充分开启智性的博弈(棋类游戏) , 也只是在疲倦时稍玩,“犹胜饱食昏睡, 兀然端坐耳”。
本篇贴图来自清代画家焦秉贞的绘画作品。焦秉贞，字尔正，山东济宁人，生卒年不详，清朝前期宫廷画家，康熙时官钦天监五官正，供奉内廷。擅画人物，吸收西洋画法，重明暗，楼台界画，刻划精工， 绘有《仕女图》，《耕织图》等。图册共十六幅，（选其八幅），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以百名儿童时令游戏为内容，勾画出一个个有声有色的儿童嬉戏场面。旧时儿童杂戏是丰富多彩的。博戏则骑马，舞灯……闲常之戏则鞭陀螺，放空钟，踢毽子……有京师儿语：“杨柳清，放空钟。杨柳活，抽陀螺。杨柳发，打尜尜。杨柳死，踢毽子”。以百子图为艺术创作题材的作品为人门喜闻乐见，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的百子图并不在少数，这部焦秉贞绘制的《百子团圆图》虽只是画家的小品之作，却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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